說幾朝中國人淡漠了自己帝都的地圖制作，這一定不是事實。從金中都、元大都，到明代永樂皇帝修建的北方都城，沒有地圖，難以想象先人怎樣完成了城市的全面規(guī)劃和施工建筑。根據(jù)古書上的文字和考古挖掘，這些古都的格局都可以得到還原，也就是說，要看北京的輪廓圖、設(shè)計圖，追溯到任何一個古老的朝代都是可能的。例如，正方形的元大都，畫出來準確無誤，連每座城門都標(biāo)得清清楚楚。只可惜，這些圖都不是當(dāng)世者的原作。我們無法推測，元代人會怎樣畫自己的都城，制圖人是誰，從他們的筆尖刻刀上，也看不出曾流露出什么樣的感情。

西方公認的第一張指明了“Cathia”的地圖

歐洲人第一次在現(xiàn)代地圖上指明中國的存在，時間可以往前再推60年，也就是回到大明嘉靖一朝。

1541年，德國的馬丁·瓦爾德澤米勒（Martin Waldseemuller）把中國（包括西藏）、韃靼、日本一起編進了“托羅密”地理圖集。這張地圖的式樣顯得很怪，和后來我們所熟悉的現(xiàn)代地圖完全不一樣，既沒有經(jīng)緯線，也沒有玫瑰羅盤，東南西北沒有標(biāo)注，而且圖樣是梯形的?？梢姡貓D制作雖還沒有樹立統(tǒng)一的現(xiàn)代規(guī)范，對東方帝國的想象，就已經(jīng)進入了西方地圖師的工作間。

瓦氏的地圖在西方影響很大，曾經(jīng)的遼、金、元代統(tǒng)治的北部中國都畫出來了，但南部是什么，梯形的圖上看不出來。拉丁文“Cathia”這個詞根，是來馬可·波羅的用語，看來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還停留在前朝。以模糊概念推測，瓦先生點出的國名，正對著的就是元大都“汗八里”的所在地呢。

『 為“致良知”立個牌樓 』

元大都的長街不尚“空”談。讓大街獲得自己的文化意識，引人走正路，誘人以正念，是有明一代京師建筑師的創(chuàng)意。他們把含有正能量的文字鐫刻在街頭高大華美的牌樓上，希冀路人一抬眼就有片刻的心靈閃念，使傳統(tǒng)精華能夠在大街上香飄四溢，百世流芳?？梢赃@樣說，明代的君臣子民與忽必烈時代一樣，還得繼續(xù)在街市上經(jīng)營，以求帝都的生活循規(guī)蹈矩，長幼有序。明朝廷沒有簡單地沿襲前朝一統(tǒng)二禁之策，而是以文明的方式，使主流意識能夠潛移默化滲透于社會日常生活。大街上的牌樓是實現(xiàn)這個目的的一個載體，一個既有高顏值又引人注目的載體。

下面這張地圖上畫出了13座北京街頭牌樓，而且，除了城門和宮殿，站著的牌樓成了最搶眼的圖標(biāo)。你看，東單西單、東四西四牌樓，長安左門、長安右門的牌樓，還有前門的五牌樓，夸大的占地面積與其他建筑不成比例。每座牌樓都畫得挺形象，但大街卻只剩下短短的細線，不再如馬賽克圖一般浪費筆道。這張地圖出自明代人張爵的《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該書印制于嘉靖三十九年，也就是1560年?？梢圆碌贸?，張先生對街上站著的這些花里胡哨的建筑，頗有驕傲之感。此后，我們會常在地圖上和這樣的圖標(biāo)打照面。、

明京師牌樓圖

『“見識了滿族的大一統(tǒng)”』

荷蘭人繪制的另一張地圖非常有意思，相信大家很少有人見到過。它的重點是一條北上路線，從廣州起始向上延展，曲曲彎彎穿越了大半個中國，到了明末的北部疆界。沿著這條路，它標(biāo)出了400多個地名，分布在廣東、江西、江蘇、山東、河北（標(biāo)注為PEKIN）五省，北京是它的終點，也是荷蘭商團朝圣之旅的目的地，圖上隱約看得出宮殿的遠景。再往北一點就是長城，東西走向，穿過了燕山山脈。其他的省份除了省名，未多標(biāo)一個字，但是用馬、牛、羊、駱駝、鴕鳥、鱷魚、大象，還有各種植物、山川做了精心點綴。右下角有一個考究地圖上常見的圖題框，兩個小天使拉著手在飛翔，上面寫著：尼德蘭東印度公司中國拜見韃靼大汗之旅；繪制者：約翰·紐荷夫。

這張花里胡哨的地圖與紐荷夫的紫禁城圖一樣，準確性令人難以恭維。但毫無疑問，它是又一張標(biāo)志性的帝國地圖。1669年，它在阿姆斯特丹問世前不久，地圖大師約安·布勞剛剛出版了《中華帝國全圖》。用這張圖和布勞的“北直隸及北京”那一張相對比，高下立見。布勞的地圖上，“PEKIN”一詞都沒出現(xiàn)，更不要說把它標(biāo)在那里。而紐荷夫可以告訴你帝都與廣東的大致距離與方位，那是他們一行人用腳在中國大地上一步一步丈量出來的。許多西方人早已走過這條南北路，包括1600年的傳教士利瑪竇，但是他們都沒有提供地圖，現(xiàn)在荷蘭人把它畫出來了。為了丈量這個距離，荷蘭商團于1655年7月從巴達維亞揚帆遠航，整整走了一年。

荷蘭商團京城朝圣路線圖

『“貢院與京師大學(xué)堂”』

在東城建國門內(nèi)，正對著現(xiàn)在的古觀象臺，輿圖上畫了一紅色的長方塊，這里就是往昔學(xué)子們趨之若鶩的“貢院”。從明永樂十三年（1415）開始到1905年，也就是說在將近500年里，來自各地參加會試的考生，每隔三年就要在這片天地里聚首一次，也叫“春闈”，為自己的官運整整禁閉三天。考上了就叫“進士”，也叫“貢生”，鄉(xiāng)土小民便有了資格致仕做官，把才智貢獻給皇上的文官體制。放在現(xiàn)在說呢，這只是一個中等學(xué)位的考試，相當(dāng)于今天的高中升大學(xué)的統(tǒng)考。北京舉行統(tǒng)考，會設(shè)有許多考點，但那時全國就這么一個考點，同時能容得下9 000名考生應(yīng)試，可見貢院入場券有極高的含金量。

1898年是戊戌年，選官要考八股文，成了變法最大的攻擊目標(biāo)。耗到新政，取消科考的目標(biāo)終于大功告成。1906年是丙午年，皇帝有詔曰，所有鄉(xiāng)試會試一律停止。《最新輿圖》出現(xiàn)的1909年，貢院里舉行了最后一場鄉(xiāng)試。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俱往矣，一種官本位的教育將被另一個變種所替代。而紅色的貢院，從此成了一個棄圓。

“大清萬年一統(tǒng)地理全圖”

底下像巨浪滔天，上邊像星星點點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沖垮了貢院，催生出新式學(xué)校。1903年，也就是科考廢止的兩年前，大清皇上頒發(fā)了圣旨，規(guī)定以后會考的貢生要想入職官府，譬如說當(dāng)翰林院的編修、庶吉士，或是六部的中書，必須考一個“京師大學(xué)堂”的文憑，實際上是讓新式教育彌補貢院身后的空缺，與傳統(tǒng)官本位無縫接軌。學(xué)子們立刻心里明白，進士要不了兩年就貶值啦，要想涉足政壇，報效國家，必須尋找新的晉身階梯。那么，到哪里去上這座新式學(xué)府呢？往景山東面一望，有一紅色方塊，面積約有貢院一半那么大，赫然寫著的就是“京師大學(xué)堂”。它的前身是1862年設(shè)立的京師同文館，后世即名聲顯赫的國立北京大學(xué)（1912年改名）。戊戌變法的高潮中，25歲的梁啟超為它起草了一份章程，亦獲得了光緒的批準，中

國現(xiàn)代教育因此產(chǎn)生了第一份學(xué)制綱要。

四面高墻圍起，大門五楹，上懸匾書“天開文運”， 中路有“文昌槐”、五魁祠、明遠樓，

貢院公平鄭重

本文整理摘編自 李弘著《京華心影：老地圖中的帝都北京》，版權(quán)歸作者及本書所有，如需轉(zhuǎn)載請務(wù)必附作者、書名及作品出處。

相關(guān)閱讀：

《京華心影：老地圖中的帝都北京》

作者： 李 弘

地圖以一紙之輕，面子很薄，但眼界寬廣，視角高揚。城市老地圖，是圖像人文遺珍中的一個品類。老舊的北京地圖，像擺在地面的鏡子，反照出帝都時代，北京城是如何布局、如何建筑，城中的地理、地標(biāo)怎樣影響了歷史上的人與事，最終參與形成了北京的城市性格，以及北京人的風(fēng)俗精氣神。 

書中的地圖有中國人刻制的，但大部分則來自西人的作品。時間跨度起始于15世紀，最晚延伸至20世紀的30年代。很多地圖在中國從來沒有被介紹過，或是雖有圖樣，但沒有人做過考證解析演繹。

作者通過地圖的制作，到流傳的路徑，經(jīng)手人的生活環(huán)境，特別是圖上的信息，解讀京城一脈相承的人文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