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人工智能發(fā)展的理解存在著一種觀點，即把狹義人工智能、通用智能和超級智能看作一個連續(xù)過程。但實際上，人工智能發(fā)展過程并非完全連續(xù)，而是如同有裂縫但又未完全裂開的巖石，對此需要揭示其內部斷裂。通過工具與主體、知識與存在、個體性與集體性以及綜合性等多重角度，能夠洞察其內部斷裂，并可概括為三種類型：技術斷裂、哲學斷裂以及存在論斷裂。技術斷裂即人工智能從工具到智能體的變革；哲學斷裂即超級智能體成為知識主體；存在論斷裂即作為生存論問題的導致因呈現“存在的升級”與“存在的飛躍”。超級智能作為新的能動體和他者，使這些斷裂充分展現了出來。

本文轉載自《中國社會科學》2025年第11期。

人工智能連續(xù)論指的是人工智能發(fā)展的本質特征，包含類型、水平、實現和終極階段四個方面。第一，智能類型連續(xù)演變，即人工智能類型可以概括為從狹義人工智能到通用智能再到超級智能，其實質是工具的持續(xù)演進，從輔助工具到增強工具再到協(xié)作工具。第二，智能水平連續(xù)提升，即機器智能內在邏輯體現為從模擬人類到比肩人類再到超越人類的連續(xù)過程，其核心是機器智能的人為擴展。隨著神經科學的日漸成熟和算力數據的支持，機器智能在逐步增強，尤其是在機器推理的形成上增強連續(xù)性。第三，通用智能連續(xù)實現，即通用智能目標的實現過程類似攀爬梯子的過程?！胺盘葑拥牡匕迨翘厥饽康牡挠布?；踏板1是可編程的計算機；踏板2是可存儲程序的計算機；踏板3是機器學習；踏板4是深度學習；踏板5是預訓練模型；踏板6是指令微調模型。”第四，超級智能是智能體連續(xù)進化的終極階段。智能體連續(xù)進化過程存在一個終點，即超級智能的出現，其實質是兩種實體智能的博弈?？梢哉f，連續(xù)論圖景無比誘人，通向超級智能的路徑也看似變得清晰起來。

李斯（Tobias Rees）曾提出了“人工智能導致哲學斷裂”的命題。但斷裂不僅意味著模糊不清的哲學斷裂，還意味著人工智能技術斷裂，并且哲學斷裂也存在多個向度。從技術角度看，人工智能發(fā)展并非按照線性邏輯發(fā)展和前進，而是表現為特定的類似開水泡爆裂現象；從哲學角度看，則包括主體斷裂和生存論斷裂。本文將從工具與主體、知識與存在、個體性與集體性以及綜合性等多重角度考察斷裂現象。從工具與主體角度看，一旦機器能夠與真實世界進行交互學習，模擬人類的工具性規(guī)定將徹底瓦解。從知識角度看，非人類具身經驗的知識將成為可能，這完全不同于人類基于具身經驗的知識類型。從存在角度看，隨著通用智能乃至超級智能的出現，一種新的存在形式將得以出現——它既不同于生物生命，也不同于純粹的硅基生命，而是在交互中獲得自身的規(guī)定性。從個體性與集體性角度看，未來的超級智能可能并不是單個的實體存在，或以個體形式存在而以群體智能及多智能體的形式表現自身。從綜合性角度看，超級智能具有一種無法納入人類政治的特征，當前的法律難以將其囊括。超級智能會實現新的“飛躍”，帶給人類的存在論問題將從“存在的升級”變?yōu)椤按嬖诘娘w躍”。

一、人工智能的連續(xù)論圖景

當前，一個流行的觀點是，人工智能是輔助人類的工具，但不能替代人類。這一觀點可稱為人工智能工具論。但實際上，人工智能工具論的觀念并未得到深入考察。海德格爾《技術的追問》呈現了一個追問技術工具論并進行批判的過程，強調技術是人類的活動和滿足人類需要的東西。本文將這一觀念作為考察的起點。在此基礎上，連續(xù)發(fā)展、器官投射和人類活動成為人類學工具論的重要觀念。但這一理解的前提是人類中心主義，而在對人工智能乃至超級智能的理解上，人類學工具論解釋是否依然有效？人工智能工具論又提出了怎樣的哲學規(guī)定？筆者認為，將人類學工具論延伸到人工智能乃至超級智能是行不通的。人工智能工具論有著一些不同的規(guī)定性。

首先，人工智能工具論預設了工具性能的連續(xù)提升。如果用人類學工具論來理解人工智能，一個明顯的結論是人工智能符合萊特林格（Edmund Reitlinger）的觀念，即人工智能是“更好的工具”。從性質來看，它通過效率“更快”實現了“更好”；從功能上看，它通過泛化走向了通用，一個智能體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更好的”規(guī)定性體現了性能上的連續(xù)性。隨著人工智能工具的不斷完善和持續(xù)進化，它的效率獲得了穩(wěn)步提升。

其次，人工智能工具論預設了“以人為中心”的倫理的穩(wěn)定?！案玫墓ぞ摺背藦墓ぞ弑旧砝斫馔猓€可以從工具與人的關系角度來理解?！案玫墓ぞ摺笨梢宰龅椒先诵曰?。比如，“以人為中心”的提出意味著人們已經意識到人工智能可能產生超出一般工具的影響?！跋麥缛祟悺薄疤娲祟悺笔悄壳叭祟惖慕箲]和擔憂。辛頓（J. Hinton）等人擔心，如果智能體能夠從物理環(huán)境中學習，那么就會產生真正意義上的數字生命，從而導致人類的滅亡。大模型場景應用、機器的自動化、模型的無監(jiān)督學習，共同使人類的很多工作結構受到影響——人類開始被替代。此時產生的問題與人類何去何從、如何自處等倫理擔憂有關。此外，不同于“以人為中心”，還有一種觀念強調“以人為目的”。在這一前提下，任何人工智能工具都要服務于人這一目的。這種觀念還可以延伸到作為主體的人工智能，使其依然踐行“人是目的”的最高理念。人類學工具論解釋人工智能的另外一個作用，就是為連續(xù)論提供合理辯護。

最后，人工智能工具論有著規(guī)范倫理的立場。李飛飛等一些學者認為，“人工智能是輔助工具”，這一觀念具有很強的規(guī)范倫理的特點。在人與人工智能的關系中，“人類起主導作用”是一種應然狀態(tài)與描述狀態(tài)并存的命題，而“人工智能工具起輔助作用”是一個應然狀態(tài)，而不是描述狀態(tài)的命題。人類應起主導作用，人類根據自己的意志做出是否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決定，而使用到何種程度則是由不同場景語境決定。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把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當作一個完全應然的倫理行為，而忽略了其內在的實然特性。所以“人類使用人工智能”作為應然行為時，強調的是人類不喪失主體地位，不產生過度依賴；作為實然行為時，強調的是根據場景、具體情況應用人工智能。

同時，人工智能發(fā)展中也存在著連續(xù)論觀念。這種觀念強調人工智能發(fā)展是一個連續(xù)的過程。如果用辯證法來解釋，矛盾對立面之間呈現一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在人工智能發(fā)展史上，一種爭議是體現了技術原理的符號主義與聯(lián)結主義之間的爭論，二者相互傾軋構成了一部連續(xù)斗爭的歷史;另一種爭議則是大模型與具身智能之間的爭議。大模型體現了語言、計算等精神維度的技術實現，而具身智能則體現了物質維度的技術實現。第一種爭議已淡出人們的視野，第二種爭議正在徐徐展開。連續(xù)論觀念將人工智能發(fā)展看作連續(xù)的過程，可分為四種類型。

一是智能類型連續(xù)演變觀念。該觀念突出了不同類型的人工智能之間呈現一個連續(xù)的過程。拉曼（Raghu Raman）等人將人工智能區(qū)分為不同類型：弱人工智能、人類水平人工智能、類人智能、通用智能、強人工智能以及超級智能。然而，拉曼的劃分未免過于瑣碎和牽強。之所以瑣碎，是因為他把人工智能劃分為六種類型，其中弱人工智能與強人工智能本來屬一對劃分，但他在其中塞入了人類水平人工智能、類人智能、通用智能三種類型。之所以牽強，是因為有些劃分模糊不清。比如，類人智能與通用智能之間實質上區(qū)別并不那么明顯。此外，也有學者提出不要增加類型，認為通用智能與超級智能具有共同的基礎與機制，二者之間不存在本質區(qū)別。在筆者看來，“多模態(tài)走向通用智能”的觀念是一種狹義的理解，可以看作多模態(tài)論者的一種信念?；诙嗄B(tài)的通用智能只是走向超級智能的三條進路之一（另外兩條進路是具身智能和交互智能）。類型連續(xù)論觀點有著明確的時間線，技術類型多半是建立在不同的算法、模型積累的基礎上。隨著時間的積淀和技術的進步，人工智能發(fā)展如同河流的分支一樣，演化出不同的類型。

二是智能水平連續(xù)增強觀念。該觀念強調人類與智能體的關系遵循從模仿到對齊再到超越的基本邏輯。以拉曼的劃分為例，狹義人工智能包括弱人工智能、人類水平人工智能和類人智能。弱人工智能即專用智能，可以高效執(zhí)行特定任務，而無需通用認知能力。通用智能則能夠執(zhí)行人類可以做的任何智能任務，并且具有跨領域的泛化能力。拉曼采用“匹配”“模仿”兩個階段強化了人工智能的邏輯連續(xù)觀念。超級智能是一種特定類型，根據超級智能的比較解釋，人工智能會在所有領域超越人類智能，如創(chuàng)新能力、決策能力等。邏輯連續(xù)觀念是符合常識又符合進化的觀點。從常識角度來看，隨著智能程度的加強，狹義人工智能會逐漸進入通用智能和超級智能階段。從進化角度看，不同類型的人工智能是算法逐步進化的必然結果。

三是通用智能連續(xù)實現也是人工智能特別是通用智能理解中的一個設定?！叭斯ぶ悄軞v史顯示出在通用性上的逐步增長。”盡管在通用智能理解上存在諸多爭議，對于真正的通用智能能否實現、可能具備哪些特征，科學家和哲學家尚存分歧，但在具備通用目標和自動化上卻存在共識——具備泛化的能力，并在目標實現上存在一致性，能夠自動規(guī)劃、實現目標。

四是機器智能持續(xù)進化并超越人類是超級智能的顯著特征。很多學者根據人工智能的廣度和深度來劃分人工智能層次。盡管學者們普遍認為，超級智能遠未實現，只具有想象實在。

連續(xù)論有很強的敘事特性，它將人工智能發(fā)展史看作連續(xù)過程，從敘事角度看是科學化敘事的結果。然而，需要揭示其中的敘事本質，從而使人工智能的斷裂性暴露出來?！斑B續(xù)性的這些形式一旦被束之高閣，便打開了整個領域。這是一個寬廣的，然而又是一個可確定的領域：它是由實際陳述的整體在它們的散落和在各自所特有的層次上構成的?！币虼?，反思連續(xù)論圖景就成為必要的任務。

二、從工具和主體反思連續(xù)論

哲學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從經驗到先驗，“既然我們應當由復合事物領悟單純事物的知識，由經驗的事物認識先驗的事物，則我們在學習時從比較容易的東西起步就是恰當的了”。對人工智能連續(xù)性的考察也可以這樣進行。在經驗層面可以從工具角度開始考察。從工具角度看，這種新型工具不斷實現包括認知與推理在內的智能增強，但也帶來“取代”的深層擔憂。從思想角度看，人工智能正在改變著思想的特征，“盡管數字化取得了許多驚人的成就，但它也讓人類的思想變得更缺乏情境性和概念性”。從主體角度看，超級智能有可能成為新的主體，給人類帶來未知的危機，使人類文明面臨存亡選擇。人工智能有著超越工具的意義，比如哲學事件、生存論事件，導致“存在的升級”甚至“存在的飛躍”。

（一）人工智能的工具性

在對人工智能的認知中，工具是最為基礎的規(guī)定。在一定意義上，人工智能也被視為工具性的存在。這種看法可稱為人工智能工具論觀念。根據海德格爾的理解，工具論的規(guī)定意味著工具指向人類活動本身以及滿足某種價值需要的中介。不過，人工智能工具論有著新的特征，下面將分析闡述人工智能工具論的四種內涵。

一是無智能的工具。該觀點認為，人工智能是一種類似錘子的工具，遠未達到人類智能的水平。如同計算器、程序編譯器等，都可以看作無智能的工具，無法主動與使用者形成互動。根據這個觀點，人工智能對人的輔助作用是有限的。

二是輔助工具。該觀點認為，人工智能只是起到輔助作用，幫助人類決策、執(zhí)行任務，對于人類本性、品質、視野不會有太多影響。

三是增強工具。該觀點認為，人工智能可以增強人類的認識、推理、記憶等能力。這種現象可稱為“智能增強”，并可歸入分析人工智能問題的方法范疇。比如，大模型的快速發(fā)展與廣泛應用，顯著增強了人們的信息檢索、內容生成、文本翻譯等方面的能力。

四是影響文明的工具。盡管這一觀點也基于人工智能的工具性，但更加強調人工智能對文明的影響?！霸谖拿鲗用妫艞壢斯ぶ悄苁遣豢尚械?。領導者們將不得不直面這項技術的影響，他們對這項技術的應用負有重大責任。至關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一種倫理準則，它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人工智能時代，甚至在這個時代為我們提供指引?！?/p>

以上是人工智能工具論的形式，這四種理解有著逐漸強化智能意義的特征，從無智能、增強智能再到影響人類文明。李飛飛提出“以人為中心”的人工智能觀念，即以人類理性為中心或是以人類尊嚴和自主性為中心。在工具論的觀念中，這一認識的局限在于人類中心主義的設定。如果稍加改造這一觀念，變?yōu)椤耙匀藶槟康摹?，從這樣的角度認識人工智能，其意義就發(fā)生了改變。人工智能將人作為最高目的，可以做到為了最高目的而奉獻自身，這將成為人工智能治理的新原則。在關機場景中，當超級智能面臨人類關機要求時，最好的方式是智能體能夠實現自主關機。這種方式比哥德爾炸彈更為有效，因為哥德爾炸彈會失效。而人工智能將自身獻給自己的最高目標時，這種奉獻就如同人類的自我犧牲一樣，將成為人工智能價值的最大體現。

（二）通用智能的擬主體性

通用智能與一般的工具有著很大的區(qū)別。在對區(qū)別的探討中，人們逐漸發(fā)現了人工智能的功能擬主體規(guī)定。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很多學者并不承認通用智能的主體性。要承認通用智能的主體性最基本的條件是承認通用智能的自我覺知或自我意識。這一點在科學界已有所顯現，比如自我覺知的人工智能（self-awareness AI）與有意識的人工智能（conscious AI）的出現。因此，擬主體性是科學界對人工智能主體性的一種折中態(tài)度。承認通用智能的功能擬主體性，相當于承認了人工智能具備理性推理和情感能力。

另外，具身智能的主體性也開始有所表現。比如，DeepMind推出了一項成果，研究如何將基于互聯(lián)網規(guī)模數據訓練的視覺—語言模型直接整合到端到端的機器人控制中，以提升泛化能力并實現涌現的語義推理能力。他們提出在機器人軌跡數據和互聯(lián)網規(guī)模的視覺—語言任務（如視覺問答）上協(xié)同微調（co-fine-tune）的視覺—語言模型。這一模型方法被稱為視覺—語言—動作模型，并實例化了一個此類模型的示例，即Robotic Transformer 2（RT-2）。RT-2能夠從互聯(lián)網規(guī)模的訓練中獲得一系列涌現能力，這些能力包括對象泛化能力、能夠解釋未包含在機器人訓練數據中的命令（如將物體放到特定的數字或圖標上）以及根據用戶命令執(zhí)行基本的推理（如拾取最小或最大的物體，或最靠近另一個物體的物體）。此外，更為重要的是，一旦融入思維鏈推理（chain of thought reasoning）使RT-2能夠執(zhí)行多階段語義推理（如推斷應拾取哪個物體用作臨時錘子）， 便會發(fā)現這種涌現能力使得智能體能夠形成一定程度的主體性，即通過一定的泛化意識、解釋命令以及抓取何種物體當作錘子等形式體現。

從哲學角度看，這項研究強調了具身智能可以獲得涌現能力從而實現機器意識，這相對于單純使用意識涌現概念的做法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它將意識涌現具象化，為機器意識提供了能力涌現的途徑。從具身智能質變產生的主體性還是技術斷裂，即從技術本身發(fā)生的根本改變，其本質是從工具到主體的變革。與技術斷裂不同，當新的主體性出現時，存在論斷裂便悄然出現。

（三）超級智能的主體性

當人工智能從通用智能進入超級智能階段時，“就有可能成長為另一種主體，另一種立法者，或者另一種眼睛”。這種主體特性表現為意識涌現。意識涌現在具身智能中的可能性已被科學界討論，可以看作自我意識的條件。目前，RT-2已基本做到，從互聯(lián)網規(guī)模的訓練中獲得對新物體泛化能力的顯著提升、解釋未包含在機器人訓練數據中的命令、根據用戶命令執(zhí)行多階段語義推理等一系列涌現能力。可以看出，這種涌現能力使智能體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主體性。

如果超級智能的主體性成為可能，接下來的問題將過渡到主體間性，即作為他者的存在。在對超級智能的討論中，一個倉促（缺少論證）的認識是將伊德的人機關系框架（他者關系或異在關系）的活力激發(fā)出來。超級智能主體顯然與人類主體有很大區(qū)別，難以借助現象學的主體間性范疇加以推演和論證。從意向性角度看，機器主體的意識行為沒有意向性，并不構成指向特定的對象，這是與人類主體意向不同的地方。從語言意向角度看，大模型的語言并不是意義的指向，而是詞元（token）預測的結果。從經驗角度看，機器經驗與人類經驗不同，是來自機器與世界的真實交互。

那么，超級智能有什么主體性特點？在科幻化敘事中，超級智能更多表現為硅基生命消滅碳基生命。辛頓在2025年美國拉斯維加斯Ai4會議上提出，超級智能是無法控制的，需要注入母性本能，讓其成為母親才能改變這一點。對于人工智能來說，其進化的目的是更好地存在，人類對其來說是最高目的。根據古德（I. J. Good）的觀點，超級智能是人類最后一個設計，之后就是機器的自主進化。為了更好地進化，超級智能與人類之間應構建一種積極的智能契約關系，這有以下兩個理由。一是人類與機器之間本質上并不構成互相傷害的關系；二是人類和機器在交互中實現了更好的進化。人類借助各種工具使身體機能和智力水平等得以增強，并且隨著社會智能化發(fā)展，生產生活方式甚至文明程度都得到了顯著的改進。從工具和主體角度呈現的斷裂現象，由從工具到主體的轉變呈現。對于這一點，李斯認為，人工智能擁有心智、具有內在性、會思考是斷裂式的開篇。

三、從知識與存在反思連續(xù)論

貢華南從知識類型的角度討論了知者的存在方式，認為不同的知識既反映了知者與他者之間不同的交往方式，也反映了知者不同的存在方式。那么，人工智能是怎樣的知者存在類型？

（一）知識角度的反思

從“人工智能是怎樣的存在”這個問題中，我們也可以發(fā)現反駁連續(xù)論的可能——其中的斷裂更多表現為從知識論到存在論的轉向。“人工智能一開始是個知識論問題，在不遠的未來將要升級為一個涉及終極命運的存在論問題，一個或許將危及人類自身存在的問題。”作為知識論問題，認識主體是基本的問題?！罢J識主體具備四種相對獨立的經驗直觀能力：知覺、記憶、歸納和證言，它們是對于現象的經驗認識的四個來源?！比祟愖鳛橹R主體具有記憶能力，存在一個記憶—推理—知識的完整鏈條。但是，在人工智能語境下，知識主體、經驗直觀能力和知識來源發(fā)生了改變，智能體成為知識主體。人工智能成為新的知識主體意味著它也成為一種知者存在。人工智能知者的經驗不同于人類自然經驗，而是呈現為數據—經驗的特征。它沒有真正的記憶，只是實現了信息存儲和編碼，無法將這種記憶作為知識的來源和前提確定下來。這意味著，在人工智能知識生產過程中，并沒有記憶起作用，記憶—推理—知識的鏈條并不完整。當人工智能作為工具時，可以提供各種各樣的知識。一般來說，我們期待人工智能提供新的知識。事實上，大模型已經給人們提供了兩類知識。一類是有效的知識，在自然科學研究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大模型可以給研究者提供便利的方法和新的知識，這種新的知識會超越人類研究者的感性認識甚至經驗推理。另一類是機器的幻覺知識，大模型的幻覺問題可能讓人類陷入無所適從的境地，從而對大模型產生了信任危機。

從結果上看，人工智能作為知識主體有可能從兩個方面顛覆傳統(tǒng)認識論，進而引發(fā)存在論危機。一方面，機器經驗將以數據形式和交互形式表現出來，能夠確立新的存在論領域。數據形式意味著機器經驗以數據的形式呈現和表達；交互形式意味著這種經驗并非無源之水，而是來自人類的經驗，但隨著增強學習的處理會出現非人化的結果。從這個方面看，辛頓式的數字生命缺乏一種體驗根基，這使得其觀點吸睛但無根據。另一方面，無具身經驗的知識成為可能。智能體沒有人類肉身，缺乏感性經驗，而機器身體將這種經驗建立在數據之上——最初是人類數據，其經驗帶有明顯的人類具身經驗特征；隨著機器智能從真實環(huán)境中學習，尤其是與非人物種交互中習得非人類具身的經驗，從而形成非人具身經驗的知識。如果說無具身經驗的知識成為可能，那么這種無具身只是相對于人類身體而言，是對人類身體的超越，是新的非人身體經驗的獲得。一種新的機器存在論問題在數字存在物的基礎上被推到前臺。

（二）存在角度的反思

思考“智能體作為知者”意味著思考智能體的存在方式。在思考這一問題之前，需要反思人工智能對于人類存在的影響。當人工智能自身演化為存在論問題時，這是一個影響人類生存、文明存在的問題。但此時，人工智能已進入超級智能的階段，而輔助工具、增強工具則難以描述這一變化。存在論的問題體現了一種生存危機和哲學反思。趙汀陽將人工智能帶來的問題歸結為存在論問題，即“存在的升級”。他認為，作為超圖靈機的超級智能一旦形成，就會導致“存在的升級”。某種技術或制度的發(fā)明開拓了新的可能生活并且定義了一個新的可能世界，所以它意味著存在方式的革命，而不僅僅是工具性的進步。王天恩接受了這一概念，并將其作為人工智能存在論意蘊的內核。他認為，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將改變整體性存在，導致“存在的升級”，從而改變人的存在方式。兩位哲學家都強調以“存在的升級”為存在論內核（核心范疇）構建討論超級智能的理論框架。

當用存在論范疇討論人類的生存時，便會碰到生存焦慮這一概念。這個概念并非嚴格的哲學反思結構，而是一種心理層面的刺激—反應式感受。從感受到反思沉淀是一個飛躍過程，而不是簡單的連續(xù)結果。盡管生存焦慮這個概念可以很好地勾勒出人類面對超級智能時對于自身命運的一種心理反應——當面對可能被超級智能滅亡的結果時感到生存焦慮。這種生存焦慮迫使人們尋求一種治理辦法，以防止超級智能失控，并在超級智能成為技術災難時能夠采取措施拯救人類自身。“存在的升級”這一改變，并非可以簡單解決的問題?！按嬖诘纳墶笔墙o人類生存方式以新的形態(tài)，如后人類生存、超人生存。在筆者看來，尼采的超人是一種悖論式的存在：盡管理性精神強大，但是身體孱弱、非理性精神可能成為強大精神的一個弱點。而新興增強技術導致的科技超人悖論發(fā)生了顛倒：身體無限增強，但是精神無比孱弱，保留了人性的弱點。因此，從知識論到存在論之間的斷裂是非常明顯的。另外，在西方哲學敘事中，曾出現過“實體論轉向知識論”“知識論轉向生存論”等說法。如果將人工智能看作一個敘事過程，那么按照趙汀陽的說法，就經歷了從知識論到生存論的轉變——其中并不存在明顯的連續(xù)性。

人工智能的存在方式是一個新的問題，意味著賦予人工智能以新的意義，從而與人類文化相融合，甚至與人的生存意義產生關聯(lián)。一個未來可能出現的問題是，人類生命和文明遇到異質生命的挑戰(zhàn)。如果人工智能直接從真實環(huán)境中完成進化學習，以具身形態(tài)進化自身，那么就會產生完全不一樣的數字生命——這個辛頓—薩頓式（Hinton-Sutton）的觀點頗具生命力。面對數據資源耗盡的問題，伊利亞（Ilya Sutskever）提出預訓練即將終結，這一觀點只能看作刺激—反應式的認識，存在同義反復的嫌疑。因為資源即將耗盡，所以預訓練即將結束，也意味著學習的監(jiān)督被突出。當然，這一觀點的前提還是基于數據與智能的關聯(lián)，足夠的數據能夠確保智能的涌現。針對這一觀點，有學者提出利用合成數據最終會導致模型崩潰。筆者更傾向于將兩種觀點結合起來，利用合成數據縱然可以實現進化，但模型崩潰論的觀點卻為超級智能的治理提供了可能。超級智能將構成人類文明未知的不可預測的危機。如果承認超級智能的主體性和能動性，這一新的具備強大的學習能力和推理能力的他者，將對人類文明構成深層次威脅。如果讓人工智能完成人類文明中“去糟粕、留精華”的任務，喬姆斯基所擔憂的“復制粘貼”的智能危機才會真正體現出來。

四、從個體性與集體性反思連續(xù)論

一般來說，人是個體性與集體性的統(tǒng)一。每一個個體都有其特性和人格，而不同的個體組合起來就構成了集體。但集體并不等同于個體的組合，而是超越個體組合的結果。烏合之眾只屬于個體的組合（也稱群體），通常因某個共同原因而形成。比如，一輛車上的乘客需要借助交通工具去往各自的目的地，而這輛車能夠滿足這些乘客個體的需要，車上的乘客就構成了群體。缺乏凝聚力是烏合之眾的重要特征。但對于集體來說，形成凝聚力和認同是前提，并且能夠升華為特定的文化——這是集體的重要本質，而且與記憶密切相關。

對于人工智能來說，只有個體性和群體性，而沒有集體性和總體性。在西蒙棟看來，技術對象的個體性可以從物質與形式、結構與功能等多個角度加以理解。他從物理對象的個體性分析了技術對象的個體性。對于人工智能來說，其個體性需要從智能體與環(huán)境的關聯(lián)中進行解釋。換句話說，一個智能體可以等同于個體。智能個體可以通過結構和功能加以分析，比如transformer算法加上決策、感知、交流行動等功能?？梢哉f，智能個體的一個特征是整合了不同的能力，如語言、視覺、記憶、推理等。

智能對象的個體性已明顯超出傳統(tǒng)的技術對象。按照DeepMind的觀點，傳統(tǒng)的技術物品是無智能的工具，但智能對象開始擁有了智能：L0為非人工智能物品、L1中人工智能作為工具、L2中人工智能作為咨詢者、L3中人工智能作為合作者、L4中人工智能作為專家、L5中人工智能作為大師。這個劃分中，無智能的物品本身就是作為工具呈現給人類的，但是智能體還有咨詢者、合作者、專家和大師等類型，這是一般技術對象并不具備的，并且這與主體意識也沒有關系。從工具角度看，智能對象的群體性不但具有一般技術對象的組合特征，更具有系統(tǒng)性。人工智能作為系統(tǒng)存在可以把其他單個對象整合進來。功能整合是智能對象個體性和群體性的特征。

然而，超級智能卻可以體現出某種集體性，而且這是容易被忽略的。約書亞（Bengio Yoshua）在多個公開場合提到，多個智能體之間的密謀將成為最大的風險來源。“多個智能體”對未來超級智能的多元形態(tài)進行了描述，只是這種描述偏重風險維度，想到多個智能體通過密謀來避開人類監(jiān)管，就會讓人感到不寒而栗。但這也恰恰展示了超級智能的未來形態(tài)可通過群體甚至集體形式存在，“在群體智能中，分工乃是實現合作的主要形式”。梅宏等人提出，可以通過“探索”“融合”“反饋”三個活動機制來構建群體智能，最終整個群體可能表現出遠超任一個體的智能行為。這展現了人類精神發(fā)展和智能進化之間的區(qū)別，人類精神發(fā)展在于把無數個體智慧濃縮為集體智慧，而智能體進化過程也展現出類似的地方。從個體性和集體性角度看，人工智能連續(xù)性更多是以同構性表達出來，而群體智能則是超級智能可能的形式，在自主行動和實現任務上表現出獨特的總體性。

五、從綜合性角度看連續(xù)論問題

在人工智能與社會的關系方面，很多學者認為人工智能是一個綜合性問題。奧特曼（Sam Altman）認為，人工智能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趙汀陽認為，要把人工智能看作哲學問題，甚至是政治問題?！盀槿斯ぶ悄茉O限的設想最終需要全球合作的政治條件才能夠實現，所以說，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問題最終是個政治問題?！?/p>

在技術問題、社會問題、哲學問題和政治問題四個維度中，人工智能是技術問題并不需要太多解釋，這是一個自明的前提。人工智能是社會問題，因為人工智能帶來了工作替代、角色取代的危機。人工智能是哲學問題和政治問題也被趙汀陽加以解釋，前者是因為人工智能帶來了存在論問題，后者是因為人工智能需要全球政治合作才能實現向善治理。所以說，人工智能可以看作四位一體問題的綜合。但對于超級智能而言，這種四位一體并不是那么自明了，甚至在某些維度還會成為明顯的問題。

從技術角度看，人工智能取決于算法、算力和數據。在人工智能界看來，盡管通用智能是一個技術問題，但也存在很大爭議。李飛飛認為通用智能是一個模糊的概念，還有一些人認為通用智能是人工智能技術發(fā)展的圣杯。而超級智能從什么意義上來說是一個技術問題？這一點顯然更具爭議。一些公司關注這一維度，但往往只是作為一種技術可能性來對待。另外，一些人還是把超級智能看成帶有未來維度的安全隱患或杞人憂天式的想象的雜糅。超級智能是科幻想象中常見的未來場景設定，是媒介想象中的關注點，同時也是技術想象的過度表現。目前還不能明確說，超級智能是一個技術問題，因為其實現機制和路徑并不明確。

從社會角度看，人工智能是一個社會問題，帶來了工作取代和角色替代的問題。然而，對于超級智能來說，這些問題顯然并不是一個維度的?，F有法律體系很嚴肅地對待了人工智能帶來的可能性風險。歐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對人工智能風險進行了劃分：不可接受風險、高風險、中風險、低風險和無風險。盡管這個法案討論了通用智能的未來形態(tài)，但依然把超級智能排除在外。這也表明，超級智能更多被視為想象對象，而非實在對象。

從政治角度看，人工智能需要全球聯(lián)合應對，進行討論和治理。但超級智能卻是少數人面對的問題。目前，關心這一問題的學者屈指可數，只有辛頓、鮑斯徹姆等發(fā)出了零星聲音。大多數人認為，這是一個媒介想象、社會想象的話題。

從哲學角度看，情況有所不同。超級智能的哲學性已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知識論層面。超級智能給予人類知識以新的類型和源頭。二是存在論層面。趙汀陽等人認為，超級智能導致“存在的升級”。因此，在四個維度中，技術、社會和政治這三個維度由于這一問題的想象性而存在爭議，唯獨哲學維度在超級智能的討論中保持了下來，但也表現為兩個不同問題的延續(xù)——知識生成與“存在的升級”。

六、超級智能的現象辨析與應對之策

在筆者看來，超級智能既不能視為想象建構對象，也不能視為生存焦慮建構對象，而應視為現實對象。超級智能的現實性在科學上已明顯表現出來，相關問題必須加以反思。超級智能被一些學者視為人工智能進化的必然結果，它會采取自主進化或動物進化的方式實現。如果說人工智能的工具性是人們對其的原初認識，那么超級智能或許已然失去了這種工具性。從主體角度看，超級智能是人類想象意向構成與焦慮意向構成的對象；從客體角度看，超級智能是一個重大事件，也可能是人類最后一個發(fā)明，從此之后機器將開啟自主設計。

（一）從主體角度看，超級智能機器可以視為人類想象意向構成的對象和生存焦慮意向構成的對象。從想象角度看，超級智能是三種想象構建的產物：從誕生起就帶有強烈的科幻想象底色，在發(fā)展過程中是過度的技術想象的產物，在呈現給世人時是媒介想象的對象。

從超級智能的緣起看，它帶有濃厚的科幻想象色彩，這一點構成了超級智能機器討論的底色。在歷史上，超級智能與人類的關系成為科幻電影或文學作品的重要題材，呈現了科幻想象構建的超級智能敘事缺乏現實性。有學者開始反思這種敘事的有效性?！斑@些敘事長時間形成了我們最壞未來的圖景，但它們是正確的敘事嗎？”科幻想象經常把人類與超級智能置于激烈對立的矛盾沖突中，因為其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試圖構建一種典型敘事，而激烈對立的矛盾敘事更有可能實現這一目標。在上述題材中，人與機器沖突的敵托邦色彩往往伴隨著科幻電影或文學作品。這種沖突并不必然導致人類對這個問題的反思和關注，很多時候只是好奇或娛樂的一種體現。

在技術發(fā)展中，超級智能可以視為人類過度的技術想象。筆者曾區(qū)分了兩類技術想象：合理的技術想象和過度的技術想象。合理的技術想象指以理性形式表現出來的技術之愛且符合必要的技術邏輯；過度的技術想象指基于人類自身的狂迷想象行為對于特定技術和文化對象的“胡思亂想”，這種想象產生了一種超出理性的結果。

在社會呈現上，超級智能是媒介想象的重要對象。為了博取社會關注，媒體不惜渲染人類與人工智能的緊張關系，探討未來人工智能是魔鬼、機器人反抗會不會消滅人類等話題，無形之中挑逗、刺激著人們的神經，從而將人工智能風險與安全話題作為一種獨特社會記憶加以鞏固。

不過，將超級智能看作想象產物，還停留在心理感性層面，缺乏足夠的反思。超級智能如果是想象的產物，那么它和一般性想象有什么區(qū)別？想象金山、孫悟空和想象超級智能的區(qū)別何在？目前來看，只有超級智能是三種想象行為綜合的產物，而金山只是個體理性產物，孫悟空是文學想象的產物。進入哲學反思層面，方可對超級智能現象有更深入的認識。從哲學層面看，存在兩種情況。

一是超級智能由人類生存焦慮意向構成。也許是人們看過太多敵托邦式的電影，對這種警告有點麻木。相比核武器的危機，這種由超級智能帶來的危機是模糊的、不清晰的，更多是想象的產物。這種由生存、命運導致的情緒與焦慮密切相關?？梢哉f，超級智能是生存焦慮意向構造的產物，而且是能夠帶來滅絕的東西。所以從此看，“存在的升級”遠不是焦慮意向構建的對象，而是智能科技對人類生活方式、存在方式產生的改變，最大的改變是消除了傳統(tǒng)的存在方式，創(chuàng)建了一種新的存在方式。

二是超級智能是人類存在論事件。趙汀陽、王天恩等人強調了“存在的升級”，這是從正面價值看到的結果，而不是強調存在的降冪或人類存在的消亡。當然，這種升級并不是孤立的變化，而是在關系中呈現的變化。未來超級智能與人類之間可以達成一種智能契約關系，以此確保彼此“存在的升級”。所以，在智能契約關系下，“存在的升級”成為可能。

（二）從客體角度看超級智能，可以說它是機器事件的新開端，機器智能超越人類智能具有解決人類大麻煩的獨特功能，但可能會導致生命滅亡和文明重置。

從發(fā)展視角看，超級智能是一種比喻，對象進化超越人類進化。因此，超級智能并不是實體，而是一個時間節(jié)點。在這個節(jié)點，機器智能將超越人類智能。這種比喻是建立在線性時間上，即時間能夠無限制地延伸。在無限的時間內，機器進化的速度很快，而人類生物進化基本上停留在一個較高的階段，因此超越必然會出現?，F在想來，超越比較觀點還是過于樸素。如果從相融的角度看，人類與機器不斷融合，就不存在超越與否的問題了，而二元進化比喻忽略了彼此之間的融合趨勢。

從功能角度看，超級智能是實體的功能，對象功能超越了人類的水平。從人工智能功能來看，可以具有咨詢者、合作者、專家和大師的功能。人工智能在這些基礎上可以給人類最權威的信息，能夠很完美地與人類合作，提供專家級的咨詢甚至大師級的指引。從經驗角度看，超級智能有望解決一些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但超級智能最終可能起到獨特的作用，如破解人類面對的與生存有關的憑借理性無法解決的“大麻煩”。就像古希臘戲劇中突然引入一個外部的、非邏輯性的力量（如神明、超自然現象或意外事件）來解決問題，從而強行推動故事走向結局。作為外部力量，超級智能或許可以消解人類陷入僵局的危機。

從結果角度看，超級智能帶來了人類生命滅亡和文明重置，甚至是人工智能文明的出現。辛頓、馬斯克、霍金等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tài)度基本一致。辛頓強調了一個事實：如果數字生命進入無監(jiān)督學習階段，能夠在現實環(huán)境中進行學習，那么人類文明就面臨滅亡的危險了。在無監(jiān)督學習階段，數據沒有了人類標簽。更為重要的是，合成數據會成為新的基礎，從而解決自然數據耗盡的問題。文明重置的問題相當于系統(tǒng)重啟。重啟計算機系統(tǒng)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維護手段，不僅可以恢復系統(tǒng)的正常運行狀態(tài)，還能確保新的更新、配置變更得以生效，并幫助修復潛在的系統(tǒng)問題，是提升系統(tǒng)穩(wěn)定性、性能和安全性的一種必要操作。在這一前提下，人工智能文明的出現將成為可能。那么，對于人類文明系統(tǒng)來說，是否存在這樣一種重置機制？在人類文明的發(fā)展中，如果與人工智能文明發(fā)生沖突，那么通過對話尋求一種協(xié)調機制，或者通過契約實現文明之間的平衡，可以發(fā)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當人工智能作為工具物品出現時，關機效應并不存在。人工智能的意義只是人們使用的能夠進行交互的工具。如果這些工具失去了日常功能，人們可以自行處置，不需要給這些物品一個交代，只需要扔掉或重新購置新的東西。當超級智能作為新的能動者以及他者存在時，關機效應就會出現。面對人類的關機行為，超級智能能夠作出不同的回應。一是產生直接的恐懼反應，可能出現等待接受被關閉的僵化行為。智能體會產生恐懼，使得其行為僵死、等待被處置。二是產生恐懼意識，出現自我復制和自我保存行為。如果面對關機，智能體可能會進行自我復制，從而采取其他方式延續(xù)自身。三是通過說服來改變人類的關機想法。智能體可能會通過各種說服言辭和行為改變人們的關機想法。對于關機思想實驗討論的結果顯示：在狹義人工智能、通用智能、超級智能之間還是存在一個極大的“飛躍”鴻溝。

如果說人工智能會導致“存在的升級”，超級智能則會導致“存在的飛躍”。趙汀陽、王天恩等學者將“存在的升級”觀念作為賦予人工智能意義的哲學范疇，用來揭示人工智能的存在論意蘊。這在連續(xù)性的范圍中是適用的。在趙汀陽看來，“存在的升級”指某種技術或制度的發(fā)明開拓了新的可能生活并且定義了一個新的可能世界，所以它意味著存在方式的革命。但這個觀念在面對超級智能時卻失去了作用。超級智能已超越了工具技術層面，而成為一個新的能動體和他者。在分析超級智能時，要抓住生存論問題的這條主線，“存在的飛躍”將是一個更好的概念。祁克果（S?ron Kierkegaard）在《恐懼與戰(zhàn)栗》中使用了“信仰的飛躍”（leap of faith）概念來說明亞伯拉罕為上帝獻上自己的兒子時的絕對信任，基于這種信任的行動就是“信仰的飛躍”。如果說人類面對人工智能時采取的是有條件的信任，只是把人工智能視為輔助工具，不可全信；那么面對超級智能，或許我們只能采取無條件信任，如同亞伯拉罕對于上帝的信任那般。“存在的飛躍”這個范疇中“存在的”保留和突出了人工智能引發(fā)的存在論問題，但又超越出“升級”的局限。升級強調連續(xù)性，但沒有突出變革，而“飛躍”恰好能夠體現這種跳躍和變革。

結語

從根本上來說，本文是基于未來可能性的哲學思辨分析，目的并非論證通用智能以及超級智能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而是闡述超級智能這一“看似遙遠甚至虛構的未來”對于當下哲學反思的重要性。本文通過工具、知識、存在、集體性和綜合性這五種角度對人工智能連續(xù)論進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礎上對超級智能進行了追問。超級智能超越了一般的工具技術，成為新的能動體和他者。在存在論意義上，超級智能不僅帶來了“存在的升級”，更帶來了“存在的飛躍”。盡管目前有關討論爭議較多，但存在論視角的探討對于克服人工智能理解中的短視效應非常必要，并且這也是經過哲學審思的人工智能敘事的重要內容。

西蒙棟曾談到技術與文化之間的二元對立，而人工智能的出現擴大了二者之間的裂縫。當人工智能僅作為工具存在時，這種裂痕和以往并沒有太大區(qū)別，最多只是增加了一個經驗的變量。但隨著智能體能夠與真實環(huán)境交互學習進化乃至超級智能的出現，這種裂痕顯然已不僅是經驗變量的結果，而是呈現為一道巨大的鴻溝。人工智能敘事則能夠起到彌合技術與文化之間鴻溝的作用。這種敘事的目的是將新的意義賦予人工智能，尤其是賦予超級智能以合適的意義，從而實現與社會文化的融合。這種賦予意義的過程并非一種過度渲染，而是在努力探尋彌合人工智能與社會文化的裂痕乃至鴻溝的方法，對于當下以及未來的人工智能發(fā)展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本文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25年第11期P149—P164，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