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親西方到反西方

從巴列維王朝到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伊朗與西方的關系經歷了從親西方到反西方的革命性變化，尤其是從親美到反美的變化，使伊朗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經歷了從依附西方到強烈反西方的變化，而1979年以來長期對抗西方，并遭到美國西方遏制和制裁的狀況，構成了伊朗國內發(fā)展困境尤其是民生艱難的結構性因素。而2025年“12日戰(zhàn)爭”后伊朗因軍事打擊、制裁加劇導致的多重危機尤其是外交挫折、經濟困難和民生艱難，則構成了新一輪抗議浪潮爆發(fā)，并遭到美國威懾的現實背景。

近代以來，伊朗長期處于沙俄帝國和大英帝國爭奪的夾縫中。面對嚴重民族危機，伊朗愷加王朝（1797～1924年）長期奉行所謂的“第三國外交”（the Third Power Diplomacy），即在伊朗面臨英俄兩個強國威脅時，尋找一個地理上遠離伊朗、與伊朗沒有根本利益沖突的第三強國，以抗衡和制約英俄的殖民統治。

從19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愷加王朝曾先后嘗試引入法國、德國的力量制衡英俄，但卻均遭失敗。由此可見，愷加王朝的第三國外交是一種嚴重缺乏獨立、對外依附的失敗外交，并構成了國內爆發(fā)1890-1891年“煙草抗議”（反對英國煙草專賣）和1905~1911年的憲政革命的重要原因。

巴列維王朝建立后，禮薩·汗為收回國家主權，維護民族獨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徹底廢除在伊朗存在了100多年的領事裁判權；解除外籍雇員在伊朗政府部門的職務，實現國家行政管理的民族化；宣布實行關稅自主，保護民族工業(yè)和經濟獨立；拒絕償還不合理的國際債務，依法維護國家利益；收回愷加王朝給予外國的租讓權，維護民族權益；驅逐外國在伊朗的駐軍和軍事基地。客觀而言，巴列維王朝初期爭取民族獨立的政策，對伊朗擺脫殖民統治、實現民族獨立，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巴列維王朝的世俗化、西方化的國策又很快使巴列維王朝陷入對西方的依附。從1922年起，禮薩·汗試圖通過賦予美國廣泛的財政權和石油開采權制衡英蘇，但由于美伊雙方的巨大分歧，以及英蘇從中作梗和排擠，加上一戰(zhàn)后美國在世界的影響力不夠強大，美伊合作破裂，伊朗“第三國外交”再遭失敗。此后，禮薩·汗又不分是非地引進德國以抗衡英蘇。1927年，禮薩·汗改聘德國人擔任伊朗財政顧問和中央銀行行長，隨后邀請大量德國政治、經濟、軍事、情報和技術人員進駐伊朗，伊德關系迅速升溫，德國在伊朗勢力急劇膨脹，一時控制了伊朗的經濟命脈和軍隊。

1939年，二戰(zhàn)爆發(fā)，世界反法西斯運動日益高漲。盡管禮薩·汗對外宣稱伊朗嚴守“中立”政策，但實際上仍執(zhí)行親德政策，拒絕盟軍通過伊朗向蘇聯抗德前線運送戰(zhàn)略物資，遭到英蘇等反法西斯同盟國的強烈反對。1941年8月，英蘇以抗擊德國入侵、確保援蘇運輸線的暢通為由，聯合出兵占領伊朗，將德國勢力從伊朗徹底清除。9月，禮薩·汗被迫宣布退位，流亡南非，讓位于他的兒子穆罕默德·巴列維。

事實表明，“第三國外交”根本無法實現真正的民族獨立，奉行“第三國外交”的伊朗隨時都有被“第三國”出賣的威脅。國家的獨立與安全在本質上首先必須依靠本民族的力量，同時輔以成功的外交政策，才能得以實現。禮薩·汗錯誤地將伊朗捆綁在納粹德國的戰(zhàn)車上，最終導致自身流亡海外、客死他鄉(xiāng)的悲慘命運。

由于英蘇勢力大舉進入伊朗，以及隨后伊朗受美國控制的外交依附局面的出現，使得伊朗的發(fā)展很難擺脫外部勢力的束縛與羈絆。這種局面也構成了禮薩·汗之子穆罕默德·禮薩繼承王位后，采取親美政策，遭致伊朗人民強烈反對的歷史根源之一。

穆罕默德·禮薩上臺后，他先后面臨英國與蘇聯出兵占領并爭奪伊朗、美國大舉滲透、西方石油資本爭奪伊朗石油資源、蘇聯在戰(zhàn)后拒絕撤兵、民族資產階級崛起等一系列挑戰(zhàn)。在排擠英蘇、施壓蘇聯撤軍、顛覆民族資產階級摩薩臺政府等方面，伊朗危機也因此成為冷戰(zhàn)的起源。美國對穆罕默德·禮薩確立和鞏固其在伊朗的統治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而美國也需要伊朗國王來維護自己在伊朗的石油和地緣政治利益，進而使巴列維王朝淪為徹底聽命于美國的盟友。1959年美伊簽訂軍事協定，使美國進一步加強了對伊朗的控制。

為使伊朗聽命于美國，美國向伊朗提供了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隨著美伊軍事合作關系加強，美國軍事顧問和專家數萬人源源不斷地進入伊朗。他們還帶來了與伊朗本土伊斯蘭文化格格不入的西方文化，這一切都受到以霍梅尼為首的宗教界人士的猛烈攻擊。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實踐也證明，其主攻目標是在國內推翻國王政權，在國際上反對美國控制伊朗。因此，美國在伊朗的全面滲透和擴張是引發(fā)伊斯蘭革命的外因。霍梅尼認為，美國是剝奪與壓迫世界人民的頭號敵人。他強烈譴責美國對穆罕默德·禮薩·汗國王的支持和控制，抨擊美國從伊朗運走石油，并在伊朗建立為美國服務的軍事基地。

1979年革命后，通過輸出伊斯蘭革命建立伊斯蘭世界秩序成為伊朗外交的核心目標，而反美反西方則成為伊朗外交的核心內容。伊斯蘭革命后，伊朗立即與美國斷交。1979年發(fā)生的伊朗學生扣留美國使館工作人員的人質事件，更使兩國關系雪上加霜。伊朗同歐洲的關系也全面惡化。

伊朗伊斯蘭革命四十多年來，伊朗與美國及西方圍繞意識形態(tài)、社會制度、地緣政治尤其是伊朗核問題，在政治、外交、軍事、安全等領域進行全面對抗、斗爭和博弈。因此，美國長期奉行對伊朗的遏制政策，而2003年伊朗核危機出現后雙方的矛盾對抗更為尖銳，伊核危機更是成為全球性的安全危機，小布什政府因此加大了對伊朗進行遏制、圍堵和制裁的力度。直到奧巴馬時期，美國才出于中東戰(zhàn)略收縮的需要謀求通過接觸和談判解決伊朗問題，經過艱苦談判于2015 年7月最終達成《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學界多簡稱伊核協議）。

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宮后，對奧巴馬的伊朗政策強烈不滿，并且把遏制伊朗作為美國中東政策的首要內容。在第一任期內，特朗普采取了制裁伊朗伊斯蘭革命衛(wèi)隊、退出伊核協議、清除伊斯蘭革命衛(wèi)隊圣城旅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極限施壓”（maximum pressure）的制裁政策，進而使伊朗的石油出口從2018年高峰時的300萬桶銳減到2019年7月的不足50萬桶。

2025年重返白宮后，特朗普對伊朗采取“極限施壓”和“接觸”并重的政策，但顯然以“極限施壓”政策為主。2025年6月，在即將與伊朗進行新一輪談判前夕，美國伙同以色列對伊朗核設施進行大規(guī)?？找u，并在此后進一步加大對伊朗的制裁，加之歐洲與伊朗核談判終止并加大對伊朗制裁，美國、歐洲與伊朗的關系再度走向全面對立。毋庸贅言，伊朗領導的“抵抗軸心”被瓦解殆盡，本土遭到美國、以色列打擊，經濟危機、民生困難與氣候和水資源危機疊加，構成了2025年底以來伊朗爆發(fā)民眾抗議浪潮，并遭到美國軍事威懾的復雜背景。

通過回顧歷史可以發(fā)現，從1925年禮薩·汗建立巴列維王朝，到1979年霍梅尼領導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列維王朝，伊朗政體和社會發(fā)展層面經歷了從君主專制到伊斯蘭共和、從激進世俗化到革命性的伊斯蘭化的巨變，其對外政策則經歷了從巴列維王朝最初爭取民族獨立到后來盲目親西方并依附美國，再到伊斯蘭革命后的強烈反美、反西方外交的歷史轉折，伊朗的命運也經歷過山車般的歷史顛簸。伊朗的百年滄桑在很大程度也反映了其民族文化拜火教（祆教）的二元對立特點，其中威權與民主、宗教與世俗、親西方與反西方、意識形態(tài)與國家利益的矛盾，都構成了伊朗百年困局中的矛盾困境。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