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對外干預史幾乎和它的立國史一樣長。美國國會研究處（CRS）報告《美國海外用兵史1798-2023》（Instances of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broad, 1798-2023）細數(shù)了過去兩百年間美國數(shù)百次布武海外的歷史。這些行動所標稱的目的五花八門，除了正式交戰(zhàn)外，還有打擊匪盜、保護美國公民及商業(yè)利益、維護地區(qū)和平穩(wěn)定等，然而其深層動機往往是干預他國內政、鞏固美國的全球霸權。這一模式在冷戰(zhàn)期間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二戰(zhàn)結束后，美國在拉美地區(qū)日益倚重與當?shù)剀婈牭暮献鱽砭S持影響力。在此過程中，美洲學校（SOA）成為美國實施間接干預的重要工具——雖然其培訓活動并非直接的軍事行動，卻實質性地加強了對拉美國家軍事體系的滲透與塑造，從而以相對較小的成本維持了霸權控制。

美國范德堡大學人類學教授萊斯莉·吉爾（Lesley Gill）通過《美洲學校：美洲的軍事培訓與政治暴力》一書，探究了美洲學校如何在西半球充當拓展霸權利益的工具。此書通過一系列實地調查和大量訪談，考察了美洲學校如何將國家支持下的暴力制度化，以及它給拉丁美洲帶來了何種災難。

The School of the Americas: Military Training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Americas，杜克大學出版社，2004

冷戰(zhàn)時期，美國在處理對外關系中存在一個明顯傾向，即非常熱衷于在世界范圍內頻繁干預他國內政，卷入了多場地區(qū)沖突。在各類干預行為中，美國使用的具體手段千差萬別，如直接的軍事部署、外交脅迫、經(jīng)濟制裁等各種手段。而干預的結果有時甚至并不符合美國自己的利益。美國政府這些“出類拔萃之輩”（借用大衛(wèi)·哈伯斯坦的書名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策劃出的一些行動有時是反理性的，純粹是出于意識形態(tài)層面的敵對，或出于對美國利益受到威脅的錯誤知覺。

美洲學校累計培訓了超過6萬名軍警人員，其中大多數(shù)學員都來自美國的“后院”拉丁美洲。學校主要提供針對所謂“反叛亂”(counter-insurgency)戰(zhàn)爭的軍事技巧和意識形態(tài)教育等方面的課程，協(xié)助拉美地區(qū)的右翼政府鎮(zhèn)壓共產(chǎn)主義和左派進步人士。大量記錄表明，許多美洲學校的學員在拉美廣泛參與了抓捕、刑訊、謀殺和政治壓迫等行動。

1946年，美軍在巴拿馬運河區(qū)設立了該校的前身“拉美訓練中心-地面師”。此時正值杜魯門第一任期，杜魯門政府（1945-1953）將美拉關系“由反法西斯同盟轉變?yōu)榉垂舱诬娛侣?lián)盟”。在拉丁美洲，美洲學校通常被稱為“培養(yǎng)暗殺者的學?！保⊿chool of Assassins）或“培養(yǎng)軍事政變者的學?！保⊿chool of Coups），兩者的縮寫也都是SOA。1963年，學校開始使用美洲學校的名稱。1984年，學校遷移到了本土佐治亞州的本寧堡（Fort Benning）。

20世紀90年代，一些調查者公布了一份曾受訓于該校的部分學員名單，他們在拉美可謂臭名昭著，比較著名的有以下幾位：玻利維亞的烏戈·班塞爾（Hugo Banzer），他通過一場血腥政變奪取了權力；萊奧波爾多·加爾鐵里（Leopoldo Galtieri），阿根廷軍政府將軍，“骯臟戰(zhàn)爭”（Dirty War）策劃者之一；羅伯托·德奧布伊松（Roberto d’Aubuisson），薩爾瓦多處決隊的首領；米蓋爾·克拉斯諾夫（Miguel Krassnoff），智利秘密警察組織國家情報部（DINA）軍官；埃弗林·里奧斯·芒特（Efraín Ríos Montt），危地馬拉獨裁者，曾對原住民進行大屠殺。聯(lián)合國薩爾瓦多真相委員會調查發(fā)現(xiàn)，有60名該國軍官應該對“骯臟戰(zhàn)爭”中的暴行負責，他們之中超過三分之二畢業(yè)于美洲學校。

烏戈·班塞爾

1983年，一份名為《人力資源榨取手冊》（Human Resource Exploitation Manual）的手冊解密，里面除了常規(guī)的嚴刑拷打等手段外，還記載了感官刺激剝奪（deprivation of sensory stimuli）、麻醉（narcosis）和催眠（hypnosis）等刑訊方法。這本手冊內容直接來自另一份1963年的中情局手冊。這一清晰的證據(jù)表明美國對拉美反動軍人的培訓久已有之。1996年，幾份共計千余頁的教學手冊進一步曝光，其惡劣事跡逐漸為更多人所知。根據(jù)這些手冊，教員在教學過程中會鼓勵學員在“反叛亂”戰(zhàn)爭中使用拷打、勒索、綁架和處決等手段。美國國防部稱這些“令人討厭”的內容只不過是“斷章取義”，持續(xù)否認教學內容中存在侵犯人權的教唆。手冊還顯示，學校還會教授人口控制、大規(guī)模社區(qū)注冊、審查、滲透、監(jiān)視以及其他“鎮(zhèn)壓暴亂”的方法。

面對社會的壓力，美洲學校開展了一系列“公關戰(zhàn)”來提升自身形象。此外冷戰(zhàn)后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它的功能逐漸由反對進步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變?yōu)榉炊竞头纯?。由于持續(xù)遭到民間團體和一些政府內部人士的強烈反對，該校在2001年更名“西半球安全合作學院”（WHINSEC），同時還重新修訂了課程大綱，提高對外界的透明度，冀圖以此擺脫惡名，但它犯下的累累惡行無法抹除。

萊斯莉·吉爾正是利用了這一國際環(huán)境變化的歷史契機，抓住了機會窗口，通過一些此前闕如的近距離接觸和訪談，對美洲學校這一特殊機構進展開了深入的探索。她接觸到了相當數(shù)量的美洲學校管理者、教員和學員。她還去玻利維亞和哥倫比亞采訪了參加過美洲學校課程的退役軍人，以及一些作為美洲學校受害者的古柯農(nóng)戶。

萊斯莉·吉爾認為盡管學校的名稱、所在地和課程大綱都發(fā)生過變化，但它一直在美洲地區(qū)扮演“帝國維護者”的角色。學校不僅會教授軍事技能，還同時進行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灌輸。該研究不僅揭示了美洲學校在制度化國家支持暴力方面的作用，還通過圍繞“帝國維護者”這一概念搭建的敘事框架，分析了其在鞏固美國霸權中的關鍵地位。

美洲學校的學員會學習到最新的戰(zhàn)斗、情報和反叛亂知識，除此之外，還有心理戰(zhàn)、隱蔽行動、噴灑橙劑的“落葉”計劃（defoliation）、應對大規(guī)模集會、線人的使用、盤問、測謊和偵察攝影（intelligence photography）等方面的技巧。

除了恐怖術和殺人技，學校的培訓還包括“生活方式”的浸潤。吉爾展現(xiàn)了美國人是如何通過消費主義社會的理念和所謂的“美國夢”，將一種簡單的善惡二元對立世界觀灌輸?shù)搅死雷罹咭靶牡能姽倌X海里，讓后者成為反毒戰(zhàn)爭或“反叛亂”戰(zhàn)爭的代理人。學校將來自拉美國家的學員從他們本國軍事環(huán)境中抽離出來，放置于美國打造的新環(huán)境中。在這種新環(huán)境中，學員把美軍的紀律和先進技術與美國的“優(yōu)越性”聯(lián)系在一起，同時通過共享一種消費主義文化，將美式“良好生活”的定義內化于心間，從而慢慢地被美國人灌輸了一種全新的世界觀。美國人正是通過推廣所謂的“美式生活”（American way of life）理念，對學員完成文化層面的洗腦。

這些課程強化了拉美國家在安全領域對美國的依賴，也強化了他們對美國人眼中所謂“暴亂分子”的定義。這些學員結業(yè)歸國后，認為自己在名望和能力方面已經(jīng)“高人一等”，他們由此會去推行一種種族和階級秩序。學校的軍事訓練中最為頑固的一條價值觀就是“有罪不罰的神圣性”（sanctity of impunity）。美洲學校承認，許多學員犯下了暴行，但由于其特殊的結構和意識形態(tài)，學校仍在不斷地教育學員，讓他們相信自己比同胞們更加高貴，讓他們對政治透明和公民政治等概念保持懷疑。美國對拉美軍人的培訓沒有讓他們在軍事上“更加專業(yè)”，只不過是加強了他們“使用武力的意愿”。

吉爾認為美國通過美洲學校和其他一些機構和項目計劃，將拉美各國的反動軍事力量變?yōu)椤懊绹陨砹α吭诶赖难由臁?，同時“將國家支持下的暴力行為在整個美洲國際化”（第7頁）。美洲學校將拉美的軍事力量形塑成了美國控制下的代理力量（proxy force），由此，美國進而控制了該地區(qū)的政治發(fā)展進程。

美洲學校的美國教員還將拉美軍人的殘酷性歸結于拉美暴力文化的內在，借此將美國在“骯臟戰(zhàn)爭”和一系列人權暴行中的角色完全掩蓋了。由此，美國對拉美的軍事干預史，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就這樣“消失”了。比如將一生奉獻給維護美洲學校聲譽的格倫·魏德納上校在一次演講中稱“在危地馬拉的農(nóng)村社會里，發(fā)生了一系列讓人無法理解的暴行”。言下之意，仿佛美國對此完全不知情，危地馬拉軍方的行為倒是讓自己“友邦驚詫”了。

按照美國人的看法，“巨額的軍事援助和數(shù)十年的‘反叛亂’培訓在創(chuàng)造一批兇殘嗜殺的拉美軍事力量的過程中沒有扮演任何角色”（第32頁）。其中一個受訪人還直接談到了在美洲學校學到的嚴刑審問和處決犯人等手段。（第99頁）有一個受訪者在首度見面數(shù)月之后，偷偷告訴吉爾，他聽過的一些事“讓他極度抓狂，簡直想扯掉自己的頭發(fā)”（第130頁）。

吉爾還分析到，在冷戰(zhàn)時期，美洲學校著力于破除拉美學員們的民族主義情緒壁壘，把各國學員整合到一起，形成一個美國領導下的反共跨國同盟。美洲學校連同其他機構和計劃，比如拉美軍事獨裁政權之間的“禿鷹計劃”（Operation Condor）等，一起推動了美國主導的地區(qū)軍事網(wǎng)絡的形成。

在拉美各國中，玻利維亞是美洲學校的一個重要“客戶?！睔v史學家赫伯特·S.克萊恩（Herbert S. Klein）曾說過，“美國訓練玻利維亞軍隊主要是為后者鎮(zhèn)壓國內暴動的反叛亂政策服務的”。1962年到1963年，一共有659名玻利維亞軍官參加過美洲學校的課程。1963年到1964年，玻利維亞軍隊中軍階最高的23人中有20人曾赴美洲學校參觀考察。1967年10月，古巴革命領袖切·格瓦拉就是在美國訓練的玻利維亞游騎兵部隊和美軍特種兵的聯(lián)合行動中被捕犧牲的。

書中還專辟一章，講述了安第斯地區(qū)的反毒戰(zhàn)爭，即玻利維亞和哥倫比亞政府與古柯種植者以及準軍事組織的對抗。冷戰(zhàn)時期，憑借“打擊共產(chǎn)主義”這一極具彈性的范疇，幾乎能將任何對現(xiàn)狀的批評者納入到鎮(zhèn)壓框架里來。但是這一概念在蘇聯(lián)解體和20世紀90年代毒品戰(zhàn)爭擴大的后冷戰(zhàn)時代變得過時。美軍南方司令部（SOUTHCOM）熱烈擁抱毒品戰(zhàn)爭，因為它使得南方司令部能夠擴展與整個半球盟國軍隊的關系。反毒品訓練提供了加強與伙伴國地方安全部隊聯(lián)系的機會，而中北美洲使用的低強度作戰(zhàn)策略很容易被調整為禁毒戰(zhàn)爭。在安第斯地區(qū)，“毒販游擊隊”（narco-guerrilla）這一術語短暫取代了“共產(chǎn)主義者”的位置后，又被聽起來更具威脅性的“恐怖分子”（terrorist）所取代。

吉爾將對美洲學校的考察放置于對霸權的剖析中，將美洲學校定位為美國帝國主義機器的一個齒輪。盡管已問世二十余年，它幾乎仍然是研究美洲學校的唯一一本專著。作者通過大膽的訪談，揭示了拉美政治暴力背后的文化因素。這種文化因素誕育自美國人刻意創(chuàng)造的一種教學環(huán)境。即拉美反動軍人犯下的人權暴行背后都有美國人的影子。

其實在拉丁美洲各國，反對之聲一直存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中情局希望想要將美洲學校巴拿馬校區(qū)的租約延長15年，諾列加將軍予以拒絕。該校在尼加拉瓜主要用于繼續(xù)培訓暗殺小隊和右翼反動軍官。諾列加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說：“即使美國并不樂見這種情形，我們依然堅決并驕傲地堅持托里霍斯將軍留下的理念。美方希望繼續(xù)延長或重新商談美洲學校的設立方式，隨著中南美洲與日俱增的戰(zhàn)備需要，他們仍然需要這個機構。然而，美洲學校卻對我們造成了困擾，我們不希望殺手及右翼軍隊的訓練基地出現(xiàn)在這塊土地上?！?/p>

2008年2月，玻利維亞總統(tǒng)埃沃·莫拉萊斯宣布以后將不再派遣軍官參加美洲學校的課程，稱“我們將陸續(xù)召回在美洲學校學習的軍人……他們在教我們的軍人如何對付自己的人民，讓他們把社會運動當作大敵”。此舉也是對玻利維亞國內群體以及國際社會的一個回應。阿根廷、烏拉圭和委內瑞拉等國已經(jīng)在玻利維亞之前宣布退出美洲學校。

源于“半球防御”理念的美洲學校是美國冷戰(zhàn)時期對控制拉美的工具。它的目標是塑造拉美國家的軍官群體，使其成為美國安全學說、反共主義、反叛亂戰(zhàn)略以及后來毒品戰(zhàn)爭理念的傳導帶。這是一種通過精英社會化來實現(xiàn)的統(tǒng)治方式，而非直接的領土控制。通過訓練拉美軍隊，使其內化由美國界定的“威脅”，美國得以減少直接軍事干預的需要。從霸權邏輯看，美洲學校是一個投入少、收益大、效率高的霸權維持項目。那些經(jīng)過美式洗腦和軍事訓練的獨裁者與劊子手，正是霸權主義者對拉美這片土地上自主探索的殘酷否定。

美洲學校的歷史證明，美國所輸出的并非它標榜的民主自由，而是一種不允許“后院”有任何異質性存在的帝國意志。這種粗暴干涉不禁令人想起1982年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諾獎感言。他說道：“為什么西方在文學上可以毫無保留地贊同我們的獨特性，在社會變革方面就要懷疑和否定我們所做的艱難嘗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