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創(chuàng)作影片合同中約定影片應在2年內(nèi)上映，逾期未上映可否解除合同？（下）

【原創(chuàng)】文/汐溟

影片是否獲得《電影片公映許可證》是評判乙違約程度的重要事實。值得注意的是，在訴訟中當事人經(jīng)常會提交審查的文件，以證明履行報審義務，并進而證明影片很快能獲得《電影片公映許可證》。但電影審查有其特殊性，過程性程序的完成并不能證明最終結果的進度。因為其間可能因為內(nèi)容需要修改或技術不達標等原因而導致報審進度遲緩，即便內(nèi)容和技術都沒問題，也可能因為政策的變化而導致審查標準的改變，無疑也會阻滯報審進度。因此，過程性報審文件并不能證明影片即將獲得《電影片公映許可證》的事實，只有《電影片公映許可證》本身具有證明力。

其次，合同履行期間發(fā)生了新冠疫情，乙以此作為遲延上映的抗辯理由。因電影院確實有大概四個月的關停時間，在這段時間電影不能上映。因此，新冠疫情對合同履行產(chǎn)生障礙，上映期限應相應順延至少四個月。目前仍未超過該期限，因此影片并未構成延期上映，并未違約。

這種觀點看似合乎邏輯，但若深入討論，則完全沒有道理。第一，影片的實際情況是至涉訴時尚未真正成片，也未獲得公映許可證，是否有疫情其都不具備上映的可能。具體分析，如果影片在疫情爆發(fā)前獲得公映許可證，那么電影院重新開放后影片應該上映也能夠上映，但實際情況是影片并未上映。如果影片在疫情爆發(fā)前未能獲得公映許可證，疫情對報審并無實質(zhì)性影響。因此，實際上疫情對涉案合同的履行并無阻斷，關鍵原因就在于疫情導致電影院關停的期間在合同履行期限的中后端，此后仍有充足的時間具備履行的可能。第二，疫情確實對合同的履行可能產(chǎn)生潛在的影響，但疫情在不同的時期有輕有重，而且對不同地區(qū)、不同行業(yè)、不同案件也有不同的影響，需要具體的分析和論證。

第三，該案中，乙并未舉證證明其報審后的后續(xù)修改因新冠疫情受到了何種影響，或就上述情況作出合理說明。故此，乙以疫情作為延期上映的抗辯主張不能成立。

再次，關于合同履行的現(xiàn)狀以及對未來的展望。乙主張影片未來能上映，因此無解除的必要。具體情況是，自主管機關影片初審質(zhì)量嚴重不合格被要求大幅度修改，至今已經(jīng)有六個月，也無證據(jù)證明案涉電影已經(jīng)按照要求完成修改并通過審查，也沒有證據(jù)證明案涉電影已經(jīng)獲得《電影片公映許可證》，且亦無證據(jù)證明其最終制作修改流程何時可以完成。長達兩年的時間仍無法確定案涉電影的過審和公映上映時間，這已超出雙方當事人在訂立合同之時的合理預期。因此，嚴格來講，影片未來難期。

最后，評析當事人的過錯以及合同的基礎。根據(jù)本案合同第二條第9款的約定，乙負責案涉影片的運營和質(zhì)量管理事宜。也就是說，依據(jù)該條約定，乙向甲承諾了由其負責案涉項目的推動，但案涉項目卻未達當事人的合理預期，一直未得到主管機關的審查通過，更沒法正常公映和上映，也已超過了合同所約定的兩年上映期。由于乙在兩年的合同期內(nèi)并未履行合同項下的主要義務，甚至連電影制作這一基本任務都未最終完成，從根本上動搖了合同存續(xù)的基礎。

綜上而論，影片未在約定的期限內(nèi)上映，當事人并不能當然解除合同，影片應該在看不到未來時才能解除。比如，影片雖然未在2年期內(nèi)上映，但影片已經(jīng)獲得公映許可證，而且已經(jīng)有宣傳且定檔，此時當事人合同目的的實現(xiàn)指日可待，解除多不被支持。所以，影片逾期上映并不是解除權的唯一事由，除此之外，還需要相對方根本違約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