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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不做學問?馬克·帕蒂森與維多利亞時期牛津的學術(shù)轉(zhuǎn)型

華僑大學國際關(guān)系學院副教授 陳磊
2026-01-13 11:32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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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牛津大學,學院導師多數(shù)不事學問,著述寥寥。馬克·帕蒂森(Mark Pattison,1813-1884)曾自稱注定為牛津而生,他于1832議會改革之時入牛津奧利爾學院就讀古典學專業(yè),1839年被遴選為林肯學院院士,1861年當選該院院長直至去世,堪稱牛津?qū)熤械摹皩煛?。然而,帕蒂森涉獵極廣,雖著述非巨,卻橫跨古典文獻學、歐洲學術(shù)史、教會史和神學等領(lǐng)域,被視為19世紀英國乃至歐洲最有學問的人之一。帕蒂森去世后,《泰晤士報》哀悼英國失去了大師級人物;牛津萬靈學院院長約翰·斯帕羅稱他是“活著的百科全書”。

不僅如此,帕蒂森還因其非凡的才華和學識而頻頻成為眾多小說人物的原型。如喬治·艾略特經(jīng)典小說《米德爾馬契》里的學究愛德華·卡索邦先生和漢弗萊·沃德夫人(馬修·阿諾德侄女)暢銷小說《羅伯特·艾爾斯米爾》中鄉(xiāng)紳羅杰·溫多夫據(jù)稱就以他為模板,而這兩位作家恰是帕蒂森夫婦牛津沙龍的座上賓。帕蒂森一生獻身學問生涯,因其獨特的文人特質(zhì)和學問家個性而聞名,成為牛津從“舊制度”向現(xiàn)代大學轉(zhuǎn)型過程中,導師職位學術(shù)化、職業(yè)化的縮影。

帕蒂森

一、讀書的“童子功”與終身興趣

帕蒂森學識之淵深廣博,既來自于其隆厚的耕讀童子功,更得益于其對讀書的一生堅守。在同樣獲得牛津古典學二等學位的父親的影響下,他自稱從搖籃開始就被默認將前往牛津,成為某個學院的院士(fellow)。當時牛津的智識中心是奧利爾學院,獲得其入場券成為帕蒂森少年時期矢志不渝的理想目標。也因此,老帕蒂森自他打小便指導其讀書,熟讀英國文史,尤其是通讀休謨的作品和彌爾頓的《失樂園》。帕蒂森酷愛讀書,長期的過量閱讀尤其是夜讀,導致年僅17歲的他便害了眼疾,被迫放棄使用燭光夜讀。

少年時期其閱讀集中在英國傳統(tǒng)教育內(nèi)容,即古典學方面。盡管謙稱自己18歲時對歷史類的閱讀量尚無法和吉本15歲時比肩,但其古典文獻的閱讀面卻超越絕大多數(shù)同齡人。就拉丁文獻而言,那時,他已通讀薩盧斯特、維吉爾、賀拉斯、佩爾西烏斯和凱撒等人的作品,以及西塞羅的12篇演講和李維文集20卷;希臘語文獻方面,已通讀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品達、索福克勒斯、埃斯庫羅斯的著作及《福音書》、《使徒行傳》、色諾芬《遠征記》、荷馬《伊利亞德》、阿里斯多芬尼斯的7部戲劇和德摩斯梯尼的六七卷演說集等。閱讀方法上,他主要借助斯卡普拉的《辭典》進行口頭翻譯,并由其父校對;同時書面翻譯修昔底德作品中的所有演講,甚至將西塞羅作品的英文版譯回拉丁文,這使其對希臘拉丁語言的詞匯和文體極為熟稔。

帕蒂森入學奧利爾學院時,正值牛津乃至英國的政治與宗教各派勢力四處角力之時。自由派新院長霍金斯上任后充任了諸多學識淺薄的新導師,亨利·紐曼、理查德·弗魯?shù)碌洒攘π蛯煴黄鹊鼋虒W一線,醞釀著轟轟烈烈的教會復興運動——“書冊派運動”,這不僅造成該學院逐漸失去智識優(yōu)勢,也導致他無法在讀書之道和學問方法上獲得得力導師的指點迷津,只能繼續(xù)自我探索,“像巴伐利亞荒野中的卡斯帕·豪澤爾(野孩子)那樣成長”。盡管偶爾也會閱讀自然史作品乃至聆聽多貝尼教授的化學講座,著迷于華茲華斯、拜倫等人的現(xiàn)代詩歌,也對蒲柏、艾迪森和斯威夫特組成的18世紀文人圈子的作品涉獵頗多,但他最為著力的仍是古典作品,如塔西佗的《編年記》。

1833年夏季學期通過學位課程初試后,帕蒂森著手準備終試,并在暑期制定了周詳?shù)拈喿x計劃,并記載在當年7月的日記中。“1. 重讀繁重書單中的部分如李維、希羅多德和品達,來應付終試;2. 為備考11月巴利奧爾學院獎學金,閱讀歷史和訓練寫作;3. 為學院著作獎攥寫一份西塞羅、龐培和加圖之間的拉丁文對話錄;4. 通過各種方式改進和擴展我的心靈?!?/p>

其中對西塞羅文體的反復研讀、翻譯和寫作極大提升了他對拉丁文的閱讀鑒賞力和寫作水準。此后,帕蒂森惡補了終試的哲學部分,包括惠特利《邏輯學》、培根《工具論》、巴特勒《類比》和蘇格蘭常識學派尤其是斯圖爾特的著作。他很慶幸這使其不至于盲從于康德和德國學派的先驗哲學。此外,他還在1834年夏季學期參與建立讀書俱樂部,投入大量時間閱讀布爾沃的《英格蘭與英國人》、英格利斯的《西班牙》等著作。1833-1834年他投身于牛津古典學核心——亞里士多德的文本尤其是《政治學》中。然而對亞氏《倫理學》和《邏輯學》的忽視和復習策略的失當導致他最終只獲得二等學位。

大學期間他的讀書仍以積累知識為主,課程寫作如拉丁文寫作則注重文體和修辭訓練,而非學術(shù)性研究。當時追求榮譽學位的牛津?qū)W生必然都會請課外私人導師來輔導學習。帕蒂森也不例外,只是他習慣于一定要自己咀嚼消化,將每一要點想透徹,從而轉(zhuǎn)化為自身的內(nèi)功,外來的提綱挈領(lǐng)式輔助往往效果不佳。譬如,本學院伊頓先生的輔導試圖從哲學和神學上重建他的教育,提升了其通識教育深度,但對其考試幫助不大;而沃德姆學院的海曼先生不僅帶他讀阿里斯托芬,校正其拉丁散文和詩歌,還賦予他高級學術(shù)的品位,學會評鑒從本特利到鮑爾森的數(shù)代古典學者的著作。此種學術(shù)興趣的培育或許是他畢業(yè)后不顧父親建議去當律師的勸告,堅持備考學院院士職位的重要因素。

備考期間除精研古典學問外,他還廣泛涉獵東方國家的歷史包括吉本的《衰亡史》;哲學方面,1837年開始著迷于柯爾律治的學說,進而接觸到施萊格爾等人的唯心主義哲學;緊接著,1838年紐曼領(lǐng)導的牛津運動激發(fā)了帕蒂森的宗教熱情,他遍讀福音派作品,如托馬斯·司各特的《真理的力量》及大量二流宗教作者。作為讀書計劃的有機構(gòu)成,他同時還專研教父作品。在競爭貝利奧爾學院和大學學院等職位失敗后,他接受紐曼的引介,加入書冊派的教會史編纂工程中如“教父圖書館”系列等。起初,他負責為普賽博士整理博德林圖書館的塞浦路斯人的手稿;接著1839年花費近一年時間全身心為紐曼翻譯托馬斯·阿奎那《福音書》注本的《馬修福音》部分,這讓他因熟知教父文獻而聲名大噪。

1839年11月帕蒂森幸運當選林肯學院院士,但此后數(shù)年他陷入書冊派的宗教狂熱中,此時的讀書圍繞《英國教徒》和《不列顛批評家》等高教會刊物和神學,尤其是教會史方面。直到1843年被遴選為學院古典學導師,他才轉(zhuǎn)身投入教學中。此后他的讀書生涯將與教學須臾不可分離,而其大學和學問的理念也在教學與研究的實踐中走向成熟。

二、導師之困與學者之成

帕蒂森探索出了獨特的教學方法,是19世紀牛津最為成功的導師之一,而這卻源于他對當時導師教學的不滿和反思。和拉斯金、卡萊爾等人一樣沒有公學經(jīng)歷的帕蒂森,曾對牛津?qū)W院導師的教學心向往之。然而,入學后他卻發(fā)現(xiàn)牛津的教學體系極為呆滯而淺薄。

牛津于1800年引入學位考試制度重塑了本科教學體系,主要圍繞若干古典文本展開(也被稱為“八本書體系”),這雖然提升了整體的學風,卻陷入了為考試而考試的境地。無論是導師還是同學都未能展現(xiàn)出對學術(shù)的熱情,導師講座的內(nèi)容和水準僅限于應付學位考試,稍有野心的學生往往為獲一等學位而專注于“八本書”,疏于對知識的探索。 

最令帕蒂森幻滅的是導師教學方法的單一和同伴基礎知識的匱乏。講座基本就是讓學生輪流就某一古典文本作翻譯,導師適時作校正,而這就是全部的教學手段。在以學者而知名的丹尼森(G. A. Denison)的課堂上,多數(shù)學生連最簡單的段落也回答不上來。當?shù)つ嵘瓎枒騽 栋柨烫崴埂返谝恍械捻嵚墒鞘裁矗h(huán)顧四周只有帕蒂森回答道,“抑抑揚格的雙韻腳”。丹尼森大為震驚,問,“你是哪位魔王?”而答案是蒙克所編輯版本的注釋中都有的,其課程內(nèi)容沒有超出蒙克的注釋本。當時學院導師的水平大都如此,僅懂得少量古典讀物和文學,唯一的著作可能就是若干布道詞。在帕蒂森看來,即使紐曼等導師也專注于神學和教會史,古典學知識則極其有限。弗魯?shù)旅銖娔荑b賞柏拉圖對話錄,對《巴門尼德》中的高深問題就無能為力了。總之,絕大多數(shù)導師對于教學內(nèi)容和方法缺乏清晰的認知。

帕蒂森的老師之一丹尼森(G. A. Denison)

因此,思考“教什么,怎么教”就成為帕蒂森擔任林肯學院導師后的頭等大事。初始,他的策略是將講座主題設定為自身最為熟悉的古典文本,教學成效顯著。但由于并無學院間的教學分工,每位導師必須負責教學所轄學生的所有課程,包括陌生領(lǐng)域的講座。為改變淺嘗輒止的教學困境,他全情投入,竭力準備。譬如,在關(guān)于希羅多德和斯巴達的講座上,他費力甚巨,歷經(jīng)一定挫折后,實質(zhì)性地提升了教學深度。但有些課程如索??死账购拖ED語圣經(jīng)的課堂,他也難以傳授精妙之處了。這是亟待改革的牛津教學和考試體系難以應付專業(yè)化趨勢的局限性所決定的。

1848年作為普賽派(Puseyite)爭議分子的帕蒂森被格林破例任命為古典學院考官,展現(xiàn)出了遠超另三位考官(均獲一等學位)的知識面和學識,令對手心悅誠服,從而邁入牛津最具競爭力的古典學導師之列。此次經(jīng)歷還使他“識別”出了獨有的理解古典世界的方式。這激勵他愈加爭分奪秒地擴大閱讀面,并竭力加深對亞里士多德的把握,獨創(chuàng)了針對亞氏《倫理學》的新教學模式。甚至其學術(shù)對手,巴利奧爾學院院長喬伊特也將學生送到帕蒂森門下受教。

帕蒂森還和威廉·凱伊等年輕導師強化學生紀律,改革賭博、喝酒等18世紀遺留的老傳統(tǒng)。他創(chuàng)新師生相長的舉措,不僅樂于在家里長時間和學生攀談,更曾帶領(lǐng)四名學生每年同游同住一個月,激發(fā)其對詩歌和文學的興趣,結(jié)下終生友誼。如此至1850年,帕蒂森在學院上上下下尤其是學生中間贏得了極高的威信和“學術(shù)資本”,一度成為“林肯絕對的主人”。

關(guān)于何為大學,大學的目標應當是什么,教學和研究的關(guān)系如何等理念的爭論突出地展現(xiàn)于1850年代開啟的牛津大學改革的路線爭奪中。盡管切身體會到導師教學體系的困境,但帕蒂森仍贊賞自己已取得成功的問答式教學是實現(xiàn)師生精神碰撞的最佳手段,也是高等教育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他反對激進派將教授講座作為主導教學模式的改革方案,認為它是膚淺的精神培訓,只適合技術(shù)教育。

但1851年競選林肯學院院長失敗使帕蒂森的人生軌跡突轉(zhuǎn),也重塑了他的大學理念。心灰意冷地辭去導師職位放棄教學后,他將重心放在讀書寫作(長年累月的搜書、藏書使他建成了牛津最大的私人圖書館之一)和游歷四方上,尤其是對德國教育的接觸(如1856年參與海德堡大學理查德·羅特博士的課程。)讓他見識到教授主導的研討會對研究的重視和對學問的推進,開始深入思考大學改革問題。他感到,導師不能僅僅熟悉幾本書,而應該對講授的東西有所專研,換言之,應結(jié)合教授之所長。在1968年出版《關(guān)于學術(shù)組織的建議》中,帕蒂森提出了將現(xiàn)有牛津?qū)W院改造成由教授領(lǐng)導的九大科系,本科生接受一年通識教育后全面開啟專業(yè)研究性教育的激進改革建議。

帕蒂森大學理念的轉(zhuǎn)變不僅僅是德國影響的結(jié)果,更與其研究實踐息息相關(guān)。走出1851年的陰影后,他形成了很多雄心勃勃的寫作計劃,“其中的任何一個都將耗盡我的一生”。在聚焦閱讀方向和思考生活本質(zhì)的過程中,帕蒂森逐漸萌發(fā)了真正的學問觀念,意識到有目標的“閱讀可能變?yōu)閲烂C的學習(study),學習可能變成研究(research), 而著述可能變?yōu)閷W問”。他所感興趣的領(lǐng)域極為廣泛,包括:歐洲思想進步的法則(包括大學的歷史與組織)、現(xiàn)代歐洲神學情感的演變、文藝復興以來學術(shù)的歷史等。1861年他當選林肯院長后拒絕了諸多擔任要職的機會,全身心投入學術(shù)探索中,但這些計劃過于宏大,要么被放棄,要么只完成了小部分。

帕蒂森回首一生時,聲稱自己有權(quán)說,“在1851年之后,我完全為研究而活”。在此時的他看來,作為旨在培育科學和人文之大學的一員,此乃題中應有之義。至此,帕蒂森完成了從學院導師向研究者的轉(zhuǎn)變,也成為牛津乃至英格蘭現(xiàn)代型學者的早期代表之一。作為導師進而以學術(shù)研究為志業(yè),他堪稱牛津?qū)⒉┭沤逃c專業(yè)研究相結(jié)合的先鋒,而這也是二戰(zhàn)后牛津所有導師職業(yè)進階的必經(jīng)之路。

三、學問即人生:精神成長與現(xiàn)代學者的自我塑造

1850年代開啟的牛津大學改革尤其是取消對學院院士的獨身要求后,大學教師才加速成為穩(wěn)固的職業(yè)選擇,這也為帕蒂森這代人以學術(shù)作為終身志業(yè)提供了重要前提。19世紀中期的牛津仍由博雅教育理念所主導,以培養(yǎng)教俗精英為旨歸,學院院士還少有“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的德式研究型學術(shù)理念,偶爾出版的論著也以把玩的心態(tài)待之。帕蒂森的導師中就少有真正的“學者”。

帕蒂森晚年宣稱其人生的歷史是其自我塑造、實現(xiàn)精神發(fā)展的歷史。這當然是一種人生史的輝格式建構(gòu)。不過,作為19世紀英格蘭學術(shù)生活日趨職業(yè)化這一進程的先鋒代表,其職業(yè)的選擇確實與其精神世界的擴展緊密相關(guān),其學術(shù)研究和學問世界的擴展更與其自我意識的發(fā)展須臾不可分。像維多利亞時代的多數(shù)智識精英一樣,帕蒂森的啟蒙教育起點極高,卻非橫空出世的天縱之才。雖然遍覽群書,但其心智發(fā)展階段較長,大學期間才摸索出一點自己的讀書之道。

在父親的熏陶下,帕蒂森自小就以牛津?qū)W院教師為畢生志業(yè),不過對于何為大學,導師意味著什么,學術(shù)與導師的關(guān)系為何? 他并沒有清晰的概念。

及至大學時期,心智的逐漸成熟,對牛津教學體系的反思以及詹姆斯·密爾等人關(guān)于教育的文章,都促使帕蒂森開始深入反思讀書、學問和人生。其產(chǎn)物就是大二制定的那份讀書計劃。該計劃是他強烈求知欲的外化,自我探索的沖動驅(qū)使他在備考過程中屢屢“逃脫”法定的考試知識,遨游于學問的廣袤世界中。晚年回首,他感嘆那是一份長期的“自我教育計劃”,其余生都在執(zhí)行和發(fā)展該計劃所設想的理念??梢哉f,那也是帕蒂森大學時期自我覺醒的標志。不久,當他讀到吉本《自傳》時,心有戚戚焉,被其在18世紀牛津莫德林學院的相似遭遇以及自我教育、自我“救贖”的行動所震動?!皩嶋H上,吉本(于我)占據(jù)了學院導師的位置;他不僅給予我建議,還秘密地激發(fā)我全力追隨之?!?/p>

帕蒂森大學畢業(yè)正值牛津運動揮發(fā)正酣之時,信仰的沖擊一度扭轉(zhuǎn)了他的學問取向,甚至左右其人生道路的抉擇。以培根等人的唯名論作為哲學根底的他在宗教上展現(xiàn)出顯著的自由主義傾向,對于紐曼等人的大公主義是反感的。但在書冊派催生出的強大宗教“覺醒”浪潮的裹挾之下,正陷入哲學沉思的帕蒂森終于在1838年夏天卷入牛津運動泛起的信仰漩渦中。由于神學是牛津教學體系的基本構(gòu)成,也是他學習計劃的一部分,此時他開始認真思考成為教士的可能,因為后者能夠延續(xù)研究生活。

在追隨紐曼和普賽的信仰狂熱和教會史研究的過程中,帕蒂森意外地淬煉了文獻學功力,激發(fā)出新的學術(shù)興趣。當選林肯學院院士后,他擬就了撰寫中世紀史尤其是修道院歷史的龐大計劃,旨在稱頌大公教會。隨后他花費數(shù)月為《不列顛批評家》等高教會派刊物撰寫文章,并為紐曼的“英國圣人生平系列”寫作關(guān)于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朗頓和圣埃德蒙的傳記。此一時期,帕蒂森熱衷參與高教會派的儀式主義實踐,一度引發(fā)出病態(tài)的精神狀態(tài),直到向普賽博士懺悔。按照他自己的解釋,正是1843年開始承擔的導師職責,平衡了其信仰的狂熱,是其未在1845年追隨紐曼轉(zhuǎn)信羅馬的主要因素。憑借對從亞里士多德到黑格爾的人類理性發(fā)展的知識的了解和心智的成熟,他于1847年末逐漸走出了信仰的迷惘,甚至萌生出懷疑主義觀念。同時,他也放棄了和宗教相關(guān)的研究計劃。

如果說從就讀牛津到擔任導師期間,帕蒂森已展現(xiàn)出牛津體系中少有的學術(shù)研究興趣和潛力,1851年的“災難”恰恰成為他實踐這一潛力的契機?!耙环N超越于我的力量推動我去采納舊的本能(像一種宿命)為我設計好的生命進程”。而他此后的研究計劃基本都是為回答自身精神發(fā)展中的困惑而規(guī)劃。這表現(xiàn)在他無意識地以傳記形式來實踐其“近代歐洲學術(shù)史”這一宏大學術(shù)工程,從人物的生命歷程來觀察學術(shù)發(fā)展。1875年出版的《艾薩克·卡索邦》(Isaac Casaubon)是其中第一部研究性傳記,主人公卡索邦被他稱為“學問的殉道者”;另一位16世紀法國古典語文學家約瑟夫·斯卡利杰則是帕蒂森傾注同情試圖將其從耶穌會所塑造的負面形象中解救出來的學者,他花費近30年收集資料,卻未能完成寫作;而為約翰·莫利主編的“英國文人”系列所撰寫的《彌爾頓生平》則不啻是帕蒂森的夫子自道,在他看來,彌爾頓1660年在政界失意后回歸文壇并創(chuàng)作《失樂園》時的心境和他在1851年時異曲同工,也唯有他能夠理解。

1875年出版的《艾薩克·卡索邦》

帕蒂森的讀書和著述都對傳記類作品展現(xiàn)出獨特興趣,實非偶然。他是通過“觀看”別人來反思自己的學問和人生?;赝簧?,他感到自己的精神成長過程頗類似于小說家安東尼·特羅洛普:

“我首先意識到的是那種愚蠢。一枚非常虛弱的智識胚胎正與它難以掌控的龐大的事實和觀念,與周遭擁有更加強大才智之人的殘暴力量作斗爭?!移>氲嘏嘤⑷醯木窕鸹ǎ纯嗟匾庾R到它難以應付自身環(huán)境。當我21歲時似乎還不如10歲的同齡人。辛勤的努力之下,我開始在觀念的王國中緩慢地浮現(xiàn),并且征服。它全力生長、發(fā)展,而我也從未停止成長、發(fā)展和發(fā)現(xiàn),直到最后?!疑砩纤l(fā)生的僅僅是知識和觀念的擴大?!?/p>

由此可見,在他看來,學問的擴展就是其精神擴展的過程,也就是其人生成長的過程。換言之,是他的讀書和學問造就了他的人生,學問的世界就是其人生的世界。在評價卡索邦時,帕蒂森指出:“學問是長期全身心聚焦于分析遺存文獻的過程中,記憶、想象力、科學習慣和精確觀察的獨特混合。這一持久精神付出的結(jié)果并非一本書,而是一個人。”由此觀之,帕蒂森學問生涯的產(chǎn)物并非他的著述,而是他非同尋常的人生。就此而言,其《回憶錄》所記述的就不再僅僅是一部個人學術(shù)生涯史,更是一曲“現(xiàn)代學者”形成的精神史和心靈史。而他由(教學)導師進而專注學術(shù)研究的人生抉擇也反襯出他就是牛津乃至英格蘭在學術(shù)分化和轉(zhuǎn)型過程中現(xiàn)代(大學)學者浮現(xiàn)的象征。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牛津大學歷史學科形成研究(1850-1939)”(項目編號:19CSS01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由澎湃新聞首發(fā)。]

    責任編輯:彭珊珊
    圖片編輯:張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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