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高等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中國現(xiàn)代語文教育理論資料》叢書，收錄夏丏尊、葉圣陶、朱光潛、陳望道等關(guān)于語文教育的一系列文章。他們是中國現(xiàn)代語文教育的拓荒者，懷抱著“使醇醇諸稚展發(fā)神輝”的理想探索著“人的教育”。

他們“周身溫暖的光澤”首先浸潤的就是作為他們教育理想第一實踐場域的家庭。我們采訪了這些教育家的孫輩，聽他們講述這些教育家在公共教育領(lǐng)域倡導的理念貫穿于家庭生活中，回溯中國現(xiàn)代語文教育的拓荒年代，對他們在中國現(xiàn)代語文教育領(lǐng)域所做的探索進行一次回望，回到白馬湖和分水塘，回到教育的現(xiàn)場，重走現(xiàn)代語文教育之路。

浙江義烏分水塘村，一個藏在浙中山區(qū)里的普通村落。村子四面環(huán)山，村北有一口山塘，山間溪水匯集于此，水分兩系，西北流向浦江，東南流入義烏，這便是“分水塘”村名的由來。1920年早春，村中一所老宅的柴房里，總亮著一盞油燈至深夜，一位青年伏案疾書，手邊堆滿外文書稿。母親心疼兒子，送來粽子和紅糖，幾次催問“吃了嗎”，他只答“吃了吃了，甜極了”。待母親進來收拾碗碟，卻見他滿嘴墨黑，原來他專注譯書，竟將硯臺里的墨汁當作紅糖蘸著粽子吃了。

這位青年是時年29歲的陳望道，他正在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這盞從分水塘柴房亮起的燈光，不僅照亮了中國革命的理論起點，也映照出一條現(xiàn)代語文教育從荒蕪到開拓的漫漫長路。

分水塘 陳望道故居

近一個世紀后，他的小孫子陳曉帆站在修繕一新的分水塘陳望道故居前。盡管爺爺去世時他年僅4歲，一些記憶碎片卻很清晰：1977年那個陰雨的深秋，上海龍華烈士陵園里人潮涌動、黑紗如云，人們自發(fā)前來送別一位老人?！爱敃r我還問我媽，他們來干嘛？后來才慢慢理解，是因為爺爺做出了真正讓人記住的貢獻。”陳曉帆對澎湃新聞回憶道。

從柴房譯者到復旦大學校長，從白話文運動的旗手到修辭學體系的奠基人，陳望道的一生始終與“語文”二字緊密相連。他尋找的不僅是一種新的大眾語言，也是一條屬于科學的現(xiàn)代語文教育之路。

陳望道晚年的全家福，圖左為子陳振新，抱著小孫陳曉帆，圖右為媳朱良玉，抱著大孫陳曉明

為時代尋找新語言

陳望道的語文之路，始于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與語言革命。1915年，24歲的陳望道遠渡日本求學，先后在早稻田大學、中央大學等校學習法律、經(jīng)濟、物理、數(shù)學、哲學和文學等課程。彼時日本正大量吸收西方思想，社會主義學說也開始傳播。陳望道接觸到馬克思主義著作，同時深切感受到文言文在表達現(xiàn)代思想時的無力與隔閡。

五四運動爆發(fā)后，陳望道回國受聘于浙江第一師范學校，與同校國文教員夏丏尊、劉大白、李次九等引為同道，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在浙江一師，陳望道的語文課堂本身就是一場“革命”，他摒棄八股式的文言教學，大膽選用《新青年》上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的白話文章作為教材，引導學生關(guān)注社會現(xiàn)實。他倡導學生寫白話文，認為語言的第一要義是“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

這種教學改革迅速引發(fā)轟動，也招致守舊勢力的猛烈攻擊，最終釀成“一師風潮”，致使陳望道去職。但陳望道的語文革新理想，并未因此熄滅。正在此時，他應《星期評論》雜志之邀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為了專心完成任務，1920年2月，他特地回到家鄉(xiāng)義烏分水塘村。他以日文版為依據(jù)，與英文版相互對照，字斟句酌，不到三萬字的《共產(chǎn)黨宣言》，花了1個多月才翻譯完成。

陳望道意識到，翻譯這部著作，不僅是政治理論的引介，更是一場語言上的創(chuàng)造。如何將原著的深刻思想，用中文準確、生動地傳達給普通大眾？他必須鍛造一種全新的語言：既要嚴謹科學，又要通俗有力；既要保留理論深度，又要讓工人農(nóng)民能看懂。他將“資產(chǎn)階級”譯為“有產(chǎn)者”，“無產(chǎn)階級”譯為“無產(chǎn)者”，創(chuàng)造了此后影響深遠的核心概念。在晦澀的理論闡述處，他力求用簡潔的短句和生動的比喻化解，他也運用排比、對仗等修辭，增強語言的感染力與鼓動性。

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系統(tǒng)傳播的起點，也堪稱白話文應用在哲學、政治理論領(lǐng)域的典范。

1920年8月第1版（左）、9月第2版（右）《共產(chǎn)黨宣言》中文首譯本（藏于上海市檔案館）

幾年前，作為建筑師的陳曉帆接到一個特別任務，參與分水塘祖父故居修繕。回到分水塘，陳曉帆才更切身理解了這項翻譯工作的意義?！霸戎恢劳老壬恰豆伯a(chǎn)黨宣言》的譯者，但通過走訪村里老人、查閱資料，才知道當時條件多么艱苦，他的決心又多么堅定?！标悤苑f。

分水塘村的這盞燈，從此成為現(xiàn)代中國語文革新史上一個象征。新的思想，需要新的語言來承載，而新的語言，又在翻譯與創(chuàng)造的熔爐中成型。

陳望道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的場景被定格在紀念郵票上

抗擊復古思潮：捍衛(wèi)屬于大眾的“大眾語”

《共產(chǎn)黨宣言》的翻譯，讓陳望道聲名鵲起，但他并未止步于理論的引介。他更深切地意識到，語文的革新關(guān)鍵在于教育，在于讓新的語言扎根于最廣大的民眾之中。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文言復古思潮幾度回潮，主張“尊孔讀經(jīng)”的呼聲不絕于耳。陳望道站在了抗爭的最前沿。

1934年，汪懋祖、許夢因等人發(fā)動“文言復興”運動，主張中小學應該普遍學習文言和讀經(jīng)。陳望道第一個提出，不能被動地保衛(wèi)白話文，他與魯迅、茅盾、胡愈之、葉圣陶等人聯(lián)合發(fā)起“大眾語運動”，旗幟鮮明地反對文言復興。他在《文學》《中學生》《自由談》等報刊上不斷發(fā)表文章，倡導大眾語。

如今讀起當年的筆戰(zhàn)文章，依然能鮮活地感受到白話文如何一步步登堂入室，站穩(wěn)腳跟?！吨袊F(xiàn)代語文教育理論資料·陳望道專集》收錄了一篇文章，針對汪懋祖提出文言具有白話文不具備的“一字傳神”之便利，陳望道舉例反擊——吃不得、吃不了、吃不來、吃不起、吃不下、吃不著……變動一字，意義迥異，因此白話文也并非不能一字傳神，“文言能夠這樣以簡單的一字傳出這樣復雜的意思嗎？”

《中國現(xiàn)代語文教育理論資料·陳望道專集》中所收的陳望道對于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討論文章

時過境遷，當我們回望這一切紛爭，便能看出當年那些針鋒相對，背后是爭奪話語權(quán)的迫切。文言與白話各有短長，也不必非此即彼，陳望道等“白話派”為白話文爭地位的真正目的，清晰地陳述于他為《太白》半月刊所寫的發(fā)刊詞中：“我們提倡大眾語，是為了讓語文重新回到大眾手里，成為大眾表達思想、爭取解放的工具?！?/p>

這場語文戰(zhàn)線上的斗爭，關(guān)乎教育的公平與文化的方向。陳望道深知，如果語文教育繼續(xù)被艱深晦澀的文言壟斷，那么知識就將永遠被少數(shù)精英壟斷，普通民眾難以真正獲得啟蒙與解放。他的大眾語理想，始終與“教育普及”“文化平權(quán)”的社會理想緊密相連。

陳望道對“大眾語”的構(gòu)想全面而深刻，他反對將大眾語簡單等同于方言土語，但主張吸取各地方言中鮮活、有力的成分，同時加以提煉和規(guī)范化，形成一種“普遍性的大眾語”。他特別強調(diào)要向大眾學習語言，“從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詞匯”。在《太白》上，他開辟專欄，刊登工人、農(nóng)民、車夫、店員寫的文章，哪怕文字粗糙，但情感真摯、語言生動，成為最鮮活的教材。

與此同時，在語文教育陣地上，他與夏丏尊、葉圣陶等志同道合者緊密合作。1934年，他們合力編寫了《開明國文講義》，這套教材大膽采用白話文為主，以“文話”系統(tǒng)講解讀寫知識，開創(chuàng)了語文教材科學編排的先河。編寫中，陳望道尤為注重從現(xiàn)代白話文中提取鮮活案例，摒棄了傳統(tǒng)教材引經(jīng)據(jù)典、脫離實際的弊病。

然而，復古勢力的反撲異常猛烈。一些保守派譏諷白話文“鄙俚淺陋”，不能登大雅之堂，更無法傳承深厚文化。對此，陳望道在《關(guān)于大眾語文學的建設(shè)》等一系列文章中予以有力回擊。他指出，文言文之所以脫離大眾，正是因為它已成為少數(shù)人壟斷知識的工具；白話文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源于生活、用于生活。

陳曉帆聽父輩談起，陳望道在生活中就是一個極其樸素、貼近大眾的人。在上海當校長時，他常與門衛(wèi)、工友聊天，聽他們講市井見聞，覺得那是“最生動活潑的語言材料”。這種對大眾語言的尊重，源于他內(nèi)心的平民情懷，也讓他在后來的校長生涯中，始終將師生的普通生活放在心上，這已是后話。

陳望道及語言研究室的青年教師在一起

修辭與作文：為語文教育奠定基石

倡導白話文、推動大眾語，是語文革新的方向，而如何讓語文教育本身成為一門科學、系統(tǒng)的學問，則是陳望道畢生致力的另一項基石性工程。他最大的學術(shù)貢獻之一，便是構(gòu)建了中國現(xiàn)代修辭學體系。

在傳統(tǒng)的語文教育中，“修辭”往往被視為文人雅士雕琢字句的技藝，散見于詩話、詞話的零星點評，缺乏系統(tǒng)理論。陳望道深感這種狀況不利于語文教學的深化與提高。自1920年起，他就在復旦大學等校開設(shè)修辭學課程，歷經(jīng)十余年教學實踐與反復修改，于1932年出版了《修辭學發(fā)凡》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修辭學發(fā)凡》首次將漢語修辭現(xiàn)象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科學歸納。它打破了“修辭即修飾文辭”的狹義理解，提出“修辭以適應題旨情境為第一義”的核心觀點。也就是說，修辭不是為了炫耀文采，而是為了更有效地表達思想、情感，必須考慮文章的主題、讀者的對象、具體的情境。這一觀點，將修辭從“術(shù)”的層面提升到了“道”的高度，奠定了其在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和教育學中的地位。

1932年初版《修辭學發(fā)凡》

陳望道在書中建立了“消極修辭”與“積極修辭”兩大分野。消極修辭要求語言明確、通順、平勻、穩(wěn)密，這是表達的基本功，是任何文章都必須遵守的規(guī)范。積極修辭則追求語言的形象、生動、深刻，通過各種辭格（如比喻、夸張、排比等）來增強感染力。他詳盡分析了38種辭格，每種都佐以從古至今、從文言到白話的豐富例證，其中大量來自《紅樓夢》《水滸傳》等白話文學以及當時的報刊文章，使得理論有了堅實的語言實踐基礎(chǔ)。

這部著作對語文教育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修辭教學變得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教師可以系統(tǒng)地講解各種修辭手段的作用與用法，學生可以按圖索驥地理解和學習如何美化自己的語言。葉圣陶曾盛贊此書“給了國文教師一把犀利的解剖刀”。在參與編寫《開明國文講義》和《國文百八課》時，陳望道將自己的修辭學研究成果充分融入，設(shè)計了循序漸進的修辭知識單元和練習，使修辭學習成為語文能力培養(yǎng)的有機組成部分。

1970年，陳望道為再版修改《修辭學發(fā)凡》

除了修辭學，陳望道在語法研究、文章學等方面也頗有建樹。他反對當時盲目模仿英語語法來套解漢語的做法，主張從漢語實際出發(fā)，研究其自身規(guī)律。在文章寫作教學上，他于1922年出版的《作文法講義》，是中國最早系統(tǒng)論述白話文寫作方法的專著之一。他將文章分為記載、紀敘、解釋、論辯、誘導五種體裁，明確提出文章研究不外乎“構(gòu)造、體制、美質(zhì)”三個方面，論述了學習寫作的基本過程和各種文體的寫作特點及相關(guān)問題。

這些思想，為當時茫然無措的作文教學提供了清晰的路徑。在陳望道等語文教育家的努力下，中國語言逐漸接近一門科學學科，語文不再是模糊的“感悟”或“玄談”，而是可以分析、可以教授、可以循序漸進掌握的知識體系。

陳望道先生《修辭學科補充講義》手稿（一九三五年）

永遠的老校長：教育理想的最終歸宿

新中國成立后，陳望道的人生軌跡與復旦大學緊緊綁定在一起。1952年毛澤東主席親自任命陳望道擔任復旦大學校長，直到他1977年病逝，長達25年的時光，陳望道將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傾注于復旦大學。他的教育理想，也從最初的語文啟蒙、大眾話推廣，延伸至高等人才的培養(yǎng)與大學精神的塑造。

陳望道在復旦

在陳曉帆的童年記憶里，爺爺總是忙碌的，但他對學校的摯愛，卻通過許多具體而微的故事傳遞下來。其中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關(guān)于復旦校門。陳曉帆對澎湃新聞說，上世紀60年代初，復旦大學計劃翻建校門，方便住在路南的教職工家屬進出。核算下來需要兩萬多元，而學校自備資金只有一半。時任校長的陳望道得知后，捐出了自己積攢多年的約一萬元稿費，補足了缺口。他對家人說：“學校的事，就是最重要的事?！?/p>

在生命最后時刻，陳望道牽掛的依然是學校與師生。病重住院期間，上海市領(lǐng)導前去探望，問他個人有何要求。他搖搖頭，只提了一個請求：希望盡快將復旦大學從“郊縣”劃入“市區(qū)”。當時復旦校區(qū)所在的寶山屬于郊縣，糧油副食等生活物資供應，市區(qū)與郊區(qū)有差別，復旦上萬名師生的生活因此多有不便。他唯一的遺愿，是改善師生的生活條件。

“他一生最關(guān)注的就是教育，而不是自己的位置。”陳曉帆說。

在復旦校長任上，陳望道雖行政事務繁忙，卻從未放棄對語文教育的關(guān)注。他鼓勵中文系開展語言學、修辭學的深入研究，支持青年教師探索教學改革。在他看來，語文素養(yǎng)是所有專業(yè)學生的基礎(chǔ)，是現(xiàn)代人才必備的素質(zhì)。

陳望道在復旦大學60周年校慶的日子里

1977年10月29日，陳望道與世長辭。追悼會上，前來悼念的人絡(luò)繹不絕。多年以后，陳曉帆參與祖父故居的修繕與規(guī)劃，帶著團隊在分水塘村住了七天，走訪老人，探尋古跡，恢復了“九星連塘”的水系和一條古商道。“通過這個過程，我像是重新‘找到’了爺爺，”陳曉帆說，“不僅知道了他做了什么，更理解了他為什么做這些。他期望故鄉(xiāng)有便捷的交通，如今隧道通了；他期望文化得到傳承，如今故居成了國家級文保單位。他的愿望，后人一步步實現(xiàn)了?！?/p>

分水塘的燈光早已熄滅，但它點燃的火種，卻在中國語文教育的現(xiàn)代化道路上生生不息。柴房里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時對“信達雅”的追求，大眾語運動中為普通人爭取話語權(quán)的慷慨激昂，《修辭學發(fā)凡》里構(gòu)建科學體系的縝密深邃……陳望道用自己的一生，詮釋了“語文”二字所能承載的最大重量。

今天，當我們審視語文教育中的種種爭論，文白之爭雖已遠去，但如何平衡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工具性與人文性、規(guī)范與創(chuàng)新等命題依然在尋找答案。語文教育，終究是為了讓人成為更完整、更自由、更有力量的人，而這條道路，需要科學地探索。這或許就是那盞從浙中山村亮起的燈光，穿越百年時空，給予我們這個時代最珍貴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