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景

一般認為，杜甫在以文為詩方面對韓愈的影響比較大。但是，鮮聞關(guān)于李白對韓愈以文為詩的影響的討論。究竟是李白對韓愈以文為詩本來就沒有產(chǎn)生影響，還是人們忽視或低估了這種影響？這個問題值得探討。

關(guān)于“以文為詩”的界定，筆者另有專文研究，提出應(yīng)以“將散文句法融入詩中”為標準。本文將基于這一觀點展開論述。

要探討李白對韓愈以文為詩有無影響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對李白是否以文為詩作出判斷。事實上，以文為詩是李白詩歌創(chuàng)作中一個比較顯著的特點，只是人們很少從以文為詩的角度著眼而已。如果說杜甫的以文為詩是偶一為之，那么李白的以文為詩就屬于司空見慣了。且看其《蜀道難》中的例句：“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然后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沖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guān)，萬夫莫開?！苊突ⅲΡ荛L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再看《戰(zhàn)城南》中的例句：“去年戰(zhàn)，桑干源；今年戰(zhàn)，蔥河道。……匈奴以殺戮為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乃知兵者是兇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痹谶@兩首詩中，散文化的句式是相當密集的。其它散見于詩中的例句也很多，如“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保ā秾⑦M酒》）、“達也不足貴，窮也不足悲”（《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遠別離》）、“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我且為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為吾倒卻鸚鵡洲”（《江夏贈韋南陵冰》），等等，舉不勝舉。這類散文句式的出現(xiàn)，正是以文為詩的寫法。

接下來，我們從不同的角度，梳理李白對韓愈以文為詩的影響的脈絡(luò)。

我們先從基礎(chǔ)性的工作入手——從詩歌文本中，發(fā)現(xiàn)李白對韓愈產(chǎn)生影響的實例。且看韓愈的《調(diào)張籍》這首詩：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瑯。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我愿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顧語地上友，經(jīng)營無太忙！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

這首詩集中反映了韓愈對李杜的高度評價，并表達了追隨李杜的強烈愿望，簡直是一篇尊李杜、學李杜的宣言，信息量很大。試歸納出幾點：（1）韓愈主張李杜并重，對李杜極為推崇。（“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保?）表現(xiàn)出強烈的學李杜的愿望。（“伊我生其后，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薄拔以干鷥沙?，捕逐出八荒。”）（3）無論是“尊崇”還是“追隨”，始終是李、杜并舉，沒有單說李或單說杜。（4）強調(diào)了李杜詩“汪洋恣肆”“奇險”的一面。（“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保?）提到了學李杜的收獲。（“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

這首詩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韓愈不但學杜甫，而且學李白，并沒有厚此薄彼。

再看下面兩首詩。

李白《贈孟浩然》：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

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

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韓愈《醉留東野》：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

吾與東野生并世，如何復(fù)躡二子蹤。

東野不得官，白首夸龍鐘。

韓子稍奸黠，自慚青蒿倚長松。

低頭拜東野，愿得終始如駏蛩。

東野不回頭，有如寸筳撞巨鐘。

吾愿身為云，東野變?yōu)辇垺?/p>

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

李白詩句為“白首臥松云”，韓愈詩句為“白首夸龍鐘”，都用了“白首”一詞，這也許是巧合。但是，李詩中有“松云”一詞，韓詩中同時出現(xiàn)“長松”“云”（“吾愿身為云”）兩種意象，難道也是巧合？我認為，韓詩的“松”“云”是由李詩的“松云”派生出來的。更“巧”的是，韓詩從“韓子稍奸黠，自慚青蒿倚長松”直到結(jié)尾，正是李詩“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之意。尤應(yīng)注意的是，這兩首詩還有一個更關(guān)鍵的關(guān)聯(lián)點：孟浩然和孟郊都姓孟。我相信，韓愈寫《醉留東野》的時候，一定受到了李白的《贈孟浩然》的啟發(fā)。通過對李、韓這兩首詩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李白對韓愈的影響，是確實存在的。

李白詩中多次出現(xiàn)“大鵬”的意象，而韓愈的《忽忽》，也出現(xiàn)了相同的意象，原詩如下：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為樂也，愿脫去而無因。

安得長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

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閑人。

再如，韓愈詩中“騰身跨汗漫”（《調(diào)張籍》）的意象，與李白《古風》其十九中“虛步躡太清”、“駕鴻凌紫冥”的意象，非常相似。

然而，具體到以文為詩的層面，李白對韓愈有沒有影響呢？回答當然是肯定的。

譬如，韓愈詩《馬厭谷》云：“馬厭谷兮，士不厭糠籺。土被文繡兮，士無短褐。彼其得志兮，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結(jié)尾處感嘆詞疊用，與李白《蜀道難》中“噫吁嚱！危乎高哉”的相似度非常高，學李白的痕跡比較明顯。

如果考察李、韓詩中的四言句式，那么李白以文為詩對韓愈的影響的脈絡(luò)就更為清晰了。李白寫過《來日大難》《上崔相百憂章》等四言詩，他的雜言詩中，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四言句，如《蜀道難》中的“一夫當關(guān)，萬夫莫開”、“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夢游天姥吟留別》中的“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都是四言句。他的《雪讒詩贈友人》雖為雜言詩，實際上差不多全是四言句?！丢氫跗贰度f憤詞投魏郎中》等雜言詩中的四言句也非常多。四言詩及雜言詩中的四言句，說白了就是以文為詩，因為四言句式往往是古文句法。

對盛唐詩人而言，四言詩已近乎“老古董”，將要被時代淘汰了，四言只用于贊辭、祭文、銘文等特定文體，很少有人再用四言寫詩。在杜甫詩集中，你就看不到四言詩，連四言 詩句也沒有。（《桃竹杖引贈章留后》中的“重為告曰：杖兮杖兮”不能算四言詩句。）李白的復(fù)古情結(jié)比較重，所以還沒有把四言徹底丟棄。

到了中唐，愿意使用四言句式的詩人就更少了，但是韓愈是個另類，仍然對四言詩很留戀。這也難怪，因為韓愈本來就具有強烈的復(fù)古傾向。韓愈的《元和圣德詩》《鄆州溪堂詩》《剝啄行》等詩，都是四言體。組詩《琴操十首》，整體上看也可以歸為四言詩。他的某些雜言詩中，四言句也不少，如《古風》：“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曰既蹙矣，乃尚可以生。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適。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湯湯，曷其而歸。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一日?！?/p>

對韓愈來說，在作詩仍沿用四言句式方面，唐代跟他趣味相投的前輩詩人，也只有李白了。韓愈把李白當成榜樣，接受其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也可以結(jié)合韓愈所處的時代背景，考察李白詩風對韓愈的影響。中唐詩壇盛行尚奇之風，韓愈詩歌“奇崛險怪”的特征，正是中唐詩人尚奇之風的典型標志。值得注意的是，

前人論李白，就好用一個“奇”字，如“奇之又奇”（殷璠）、“才大語終奇”（錢起）、“以奇文取稱”（元?。鹊?。杜甫說他“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皮日休說他“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劉棗強碑文》），其實都是強調(diào)一個“奇”字。李白的詩，在語言運用上確實具有“奇”的特征，如“白發(fā)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之類的夸張以及“噫吁嚱！危乎高哉”等以文為詩的寫法，便是其“奇”之所在。韓愈作為中唐詩壇尚奇之風的領(lǐng)軍人物，受其影響當是順理成章的事。例如，韓愈有奇句“太白山高三百里，負雪崔嵬插花里”（《奉酬盧給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如果拿杜甫的“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古柏行》）與之對比，都顯得過于“保守”了，唯李白的“白發(fā)三千丈”庶幾近之。

從李白、韓愈對詩歌體裁的偏好的角度，也可以看出李白的以文為詩對韓愈產(chǎn)生影響的端倪。趙翼提到：“青蓮集中古詩多，律詩少。五律尚有七十馀首，七律只十首而已。蓋才氣豪邁，全以神運，自不屑束縛于格律對偶，與雕繪者爭長?！保ā懂T北詩話》卷一）“昌黎詩中律詩最少。五律尙有長篇及與同人唱和之作，七律則全集僅十二首。蓋才力雄厚，惟古詩足以恣其馳驟，一束于格式聲病，即難展其所長，故不肯多作?！保ā懂T北詩話》卷三）可見李白和韓愈在創(chuàng)作上都偏好古體詩，對近體詩的創(chuàng)作興趣不大。

就今存七律而言，同為盛唐詩人的孟浩然、高適、李頎等都在10首以內(nèi)，王維的七律相當多，也才20首。只有杜甫是個特例，七律數(shù)量高達151首。這說明，李白的七律數(shù)量少有時代的原因，當時七律的格律定型不久，詩人們還不能熟練地運用它。但是中唐時期的七律，就非常成熟了，當時的詩人，普遍很重視七律的寫作，如白居易，七律的數(shù)量高達583首。韓愈很少作七律，并不是他不擅長此體，而是他真的不喜歡作七律。

李白和韓愈都是才氣外露的豪放型詩人，他們不約而同地偏愛寫古體詩，是理所當然的，只有古體詩，才是以文為詩的用武之地，只有寫古體詩，才能找到那種天馬行空、痛快淋漓的感覺。韓愈在詩歌體裁的取向上，明顯不同于杜甫。李白對韓愈以文為詩的影響，恐怕比杜甫還要大。

清人趙翼認為：“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辟一徑。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辟山開道，自成一家。”（《甌北詩話》卷三）趙翼對韓愈創(chuàng)作理念的形成的分析是很有眼光的，但是他只注意到杜甫“奇險處”對韓愈的影響，卻忽略了李白“奇險處”對韓愈的影響，未免片面。

綜上所述，李白對韓愈的影響，是有跡可循的，也是毋庸置疑的。單就韓愈的以文為詩而論，他接受了來自李白和杜甫的雙重影響。韓愈在詩歌上的突出成就，是兼收并蓄、轉(zhuǎn)益多師的結(ji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