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著中國沿海水手服飾的郭實獵（1832年）

天降怪才

提到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中外關系史，郭實獵（K. Guetzlaff）是無法繞開的人物。這位出身普魯士小城佩日采（Pyritz）的市井之徒，生于1803年。他原本應該照著自己父親的樣子，在波美拉尼亞的社會底層，學一門裁縫之類的手藝，一面遵從敬虔派的教條，一面在小手工業(yè)者拮據(jù)的生活中了此一生。但他偏偏遇上了一個不太穩(wěn)定的家庭。1807年，也就是郭實獵剛剛四歲的時候，他的生母病逝。“野蠻”的繼母，顯然給他帶來了強烈的心理創(chuàng)傷。當一個年輕人的個性，“從活力十足變得憂郁慘淡”時，他的家庭，便不再能左右他的成長路徑。于是，僅僅接受了五年基礎教育的郭實獵，堅決地放棄了在家鄉(xiāng)繼續(xù)接受教育的機會，來到普魯士工業(yè)重鎮(zhèn)什切青（Stettin），作了一名腰帶搭扣的學徒工。這一年是1816年，郭實獵十三歲。

除了畸形的原生家庭，郭實獵還趕上了一個劇烈變動的時代。就在他出生的次年——1804年，拿破侖加冕稱帝，大革命的焰火終于席卷歐洲。兩年以后，法軍擊敗普俄聯(lián)軍，侵奪了普魯士一半以上的領土和人口，導致普魯士人的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1812年，拿破侖攻入莫斯科，卻輸給了俄羅斯的冬天。又過兩年，反法盟軍占領巴黎，拿破侖退位。直到1815年，也就是郭實獵決心離開家鄉(xiāng)的前一年，偷渡回法的拿破侖終于兵敗滑鐵盧，這位既革命又獨裁的怪胎皇帝才勉強結束了自己的時代。不難看出，郭實獵的青少年時期，都籠罩在拿破侖這位堪稱“大帝”，實為災難制造者的陰影之下。他的成長與拿破侖的膨脹和破滅同步，他被裹挾在大革命的潮流之下，享受著大覺醒運動的余音，又糾纏于民族主義、敬虔主義和浪漫主義之間。難怪這位年輕人，會在自己的青少年時期反復強調，他自己“決心要從事政治，投身于整個歐洲與拿破侖專制統(tǒng)治的斗爭”。

郭實獵當然不是反對專制統(tǒng)治的斗士，就像他在青少年時期，也沒有真正決心要皈依基督教一樣。他的掙扎，只能反映出這位出身卑微的年輕人，在家庭變故和時代思潮沖擊之后，深刻入骨的偏執(zhí)性格和他為求改變命運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1820年，借著給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獻詩的偶然機會，郭實獵終于迎來了“命運的奇異轉機”，擺脫了他的學徒生活，來到柏林，重入學堂。只可惜，普魯士學制嚴謹，這位只讀過五年書的學徒工，盡管手持國王的“批示”，卻仍然被文理中學（Gymnasium）拒之門外。他只好另辟蹊徑，在普王承諾每年為學校捐款五百塔勒的前提下，轉入一所號稱“柏林傳教士學院”（Berliner Missionsinstitut），實則只有八名學生的小型傳教人員培訓班，繼續(xù)學業(yè)。

這大抵是郭實獵真正決心傳教事業(yè)的開端。1821年5月7日，一向對宗教嗤之以鼻，甚至分不清傳教士與牧師差別的郭實獵，在極不情愿的情況下，來到傳教士學院，向院長雅尼克（Johann J?nicke，1748-1827）報到。正是這位雅尼克，憑著自己的溫柔謙和，在短短兩個月之后，便出人意料地，徹底改變了郭實獵對宗教的態(tài)度，使他立下虔信派信仰，終其一生，未曾改變。郭實獵這一生，極少經(jīng)歷溫馨的家庭或集體生活。他似乎習慣了不幸的遭遇，甚至可能因此罹患“自戀型人格障礙”，但是卻很容易被微小的善意所感動。換言之，郭實獵樹立信仰，既非上帝天啟真理誘人，又非敬虔派教義精妙深邃，只是因為他在傳教士學校受到了平等的善待。這也是古今非凡之人，立志發(fā)愿時常見的場景。問題在于，敬虔派的信仰，在十九世紀的基督教發(fā)展史上，已顯得格格不入。它的信徒并不關心教義，而是重視靈性，強調禁欲和嚴格舍己的生活。這種信仰不但“顯得十分過時”，而且敬虔派的信徒常因他們自身的極端和宗派差異等問題，與其他很多宗派發(fā)生激烈的沖突。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a Brth, 1886-1968）就認為：“與教會一同下地獄都比跟敬虔主義者一起上天堂強，盡管他們的天堂根本不存在！”這無疑種下了郭實獵日后與其他來華傳教士沖突的種子。

更重要的問題在于，當郭實獵極端的性格，碰上敬虔派這類激烈的信仰，便很容易燃起莫名的宗教狂熱。用衛(wèi)三畏的話來說，“郭實獵是罕見性格復雜的人，很難令人理解。他的性情非常樂觀，而他的狂熱充溢到讓他看事情會變成扭曲的程度，即使別人較為清醒冷靜，他也不愿接受別人的修正意見”。1823年初，郭氏自稱收到上帝的指示，要求前往“遙遠的異域”傳教時，是這個狂熱在作祟；1825年，當他業(yè)已加入荷蘭傳道會，準備前往東南亞傳教時，卻一反常態(tài)地游走于英、法兩國，要求參加希臘獨立戰(zhàn)爭，也是出于這股狂熱；待到1826年底，當他被迫登陸巴達維亞，準備向馬來人傳教之時，竟然主動脫離母會，自立門戶，成為歷史上第一個來華的獨立傳教士，仍然是這股狂熱作用的結果。

的確，1826年底，當郭實獵甫一出現(xiàn)在東南亞的海島之間時，他便表現(xiàn)出十足的沖動和破壞力。與他同時的來華傳教士，大多慣用“思”“憐”“遜”“雅”等字作為自己的中文名字，但他卻一反常態(tài)地選擇了相當生僻的“實獵”二字。這一獨樹一幟的舉動清晰地展現(xiàn)出，郭實獵意欲在短時間內(nèi)有所作為，“獵”得“實”效，震動寰宇的急切心態(tài)。

郭實獵的眼光也確實獨到。正當他同行的傳教伙伴都在準備行裝，前往荷屬東印度的大小島嶼，去為馬來人服務時，他已經(jīng)在自己的“傳教日志”中不斷地抱怨，“（對馬來人的）傳教工作中最大的障礙之一，就是沒有更好的受眾可供選擇”，“這些人對我們絲毫不感興趣，也不想接受來自純粹心靈的生命真諦”。 而在同一時間，他對華人青睞有加，反復強調華人的友善和寬容。他曾說：“這個民族是有活力的，他們也很愿意接觸真理。如果能夠滿足他們簡單的要求的話，他們便愿意去相信，但是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沒有接收到圣靈的恩賜，并且準備為之信仰?！?/p>

這并非郭實獵一時興起之言論。據(jù)荷印當局統(tǒng)計，在1812年前后，爪哇島已有新客華僑七萬五千八百四十一人，華裔一萬五千七百九十六人，總數(shù)超過九萬，其中僅巴達維亞一地的華人就多達兩萬四千八百零五人。這些華人無論在聚集度上，還是經(jīng)濟影響力上，都在東南亞占有優(yōu)勢。相比那些衣不蔽體的馬來土著，背靠大清帝國，文化程度更高，行事信仰上更為寬容的華人群體，顯然更能吸引急欲求成的郭實獵。

自1827年4月起，郭實獵便開始游走于民丹島（Bintang）和新加坡之間，不但只對華人傳教，而且希望通過傳教旅行的方式，游歷班卡（Banka）、蘇門答臘、婆羅洲、暹羅、南圻等地。他與同樣剛剛來到東南亞的倫敦會對華傳教士湯雅各布（Jacob Tomlin）過從甚密。常常一同學習中文，外出傳教。

不得不承認，郭實獵是罕見的語言天才。在十九世紀，即使是專門長期學習中文的來華傳教士，一般也需要三到五年，甚至更久的時間才能熟練掌握中文口語。而郭實獵，僅僅在到達東南亞十四個月之后，就已經(jīng)能夠完全聽懂中文對話，并且讓他接觸的中國人不再對他以“夷”相稱。他學習語言的方法確實獨特高效。在那個既沒有語言教材也沒有中間翻譯的時代，郭實獵在自己駐扎的民丹島上，建起一座收容站，專門救助那些被他稱為“怪物（Scheusale）和人類渣滓（Auswürfe der Menschheit）”的麻風病人，交換的條件，就是要求這些“癱瘓（lahm）且無法自己離開的”中國人，“整天”“用他們的方言”陪郭實獵練習中文。

這種做法存在顯而易見的問題。麻風病是令人談之色變的烈性傳染病。郭實獵一面冒著被傳染的風險，收容麻風病人、學習中文，一面又稱他們?yōu)椤肮治铩薄霸摇?；作為傳教士，他無懼危險、收容弱者、分享教義，本是仁愛之舉，但在背后，卻對自己的傳教對象滿懷鄙視，甚至帶有敵意。郭實獵藐視甚至公然侮辱自己的麻風病救助對象，反映出他內(nèi)心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立場，以及他對亞洲民族長期抱有的歧視。這種矛盾，除了折射出郭實獵的傳教活動與人格特質之間的不協(xié)調之外，也非常形象地展示出，他那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極端個性。

只要對新教來華的早期歷史稍有了解，便會知道，郭實獵的這種行事作風，并非傳教士群體中的個例。郭實獵的同伴湯雅各，同樣喜歡不計后果肆意行事。郭實獵不尊重自己的母會——荷蘭傳道會，甚至最終與之分道揚鑣。湯雅各在東南亞時，同樣不理會倫敦會的調遣。他在新加坡傳道站一共服務五年，卻曾“兩度到爪哇”“兩度到暹羅”“六次到廖內(nèi)”“四五次到馬六甲”，每次離開，長則十月，短則月余，且都未征得母會同意，極少安心傳教本職。他的擅離職守甚至一度導致新加坡傳道站無法運轉，以至于倫敦會不得不在1832年將他開除出會。另一位與郭實獵相熟，且同樣身處新加坡的傳教士湯姆森，則“汲汲營營于自己的金錢利益”，一邊拿著三百英鎊的年薪還貪墨著差會的公帑，一邊經(jīng)營著他在新加坡開辟的胡椒園，還一度傳出與馬來婦女有染生子的丑聞，“怠惰”且“坐領干薪不干活”。與麥都思一起駐扎在巴達維亞的傳教士John Slater甚至還因為販賣鴉片而被荷蘭當局驅逐出境。更多的傳教士，則通過旅行、散發(fā)書籍和快速施洗來增加信眾的數(shù)量，由此形成了一種被稱為“名字基督徒”（Namenchristen）的現(xiàn)象。但那些所謂的信徒，并不曾受到長期的教育或感化，也沒有建立起足夠的內(nèi)在修養(yǎng)，僅僅是增加了信徒名單的長度。在十九世紀的最初三十年，不少傳道站，確實一度成為駐站傳教士套取錢財、充實腰包的場所。

無論是被開除的湯雅各，還是怠惰又貪污的湯姆森，抑或是其他編造“名字基督徒”的傳教士，他們無不反映出十九世紀初葉，東南亞地區(qū)缺乏有質量的傳教士，且因差會鞭長莫及，無法實現(xiàn)有效管理的尷尬局面。在歐洲，很少“有現(xiàn)職牧師放下一切改而擔任傳教士，也沒有多少神學院學生能和馬禮遜一樣志愿前往海外”，不得已，差會只好“放寬錄用標準，販夫走卒，耕田拉車者都可入選，為此降低教育程度的要求，也多少影響到職前訓練的效果，連帶導致不適任傳教士的人數(shù)增加”。在充斥著市井之徒的東南亞傳教士群體中，多的是不計后果、為所欲為的逐利之徒，他們在道德和誠信問題上，缺乏最基本的底線，更沒有基本的行事規(guī)范。如果說，郭實獵與這些傳教士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他緣著自己夸張偏執(zhí)的個性，在不擇手段、缺乏底線的行為之外，少了幾分對眼前利益的關注，又多了幾分出人頭地，成就不世之名的執(zhí)念和欲求。而且，他很快就等到了這樣的機會。

開路先鋒

1828年8月，在初步掌握了利用閩南語和華人交流的能力之后，郭實獵毅然放棄了他在民丹島上的傳道站，與湯雅各一道，攜帶著二十三箱傳教書籍，以獨立傳教士的身份，前往曼谷傳教。

郭實獵和湯雅各，是最早踏足暹羅的新教傳教士。他們之所以在郭實獵初步掌握閩南語之后才選擇啟程，很可能是因為這兩位傳教士早已考慮到曼谷附近地區(qū)的居民結構。據(jù)湯雅各估計，1828年前后曼谷城約有七萬七千人口，其中華人就有約三萬六千人。而據(jù)李恩涵估計，1757至1858年間，僅潮州一地每年前往暹羅的移民就有數(shù)千人之多。得益于暹羅吞武里王朝與清政府的良好關系，暹羅商船并不在清政府海禁的限制范圍之內(nèi)，加之這些商船的船主和海員，大多來自潮汕或閩南地區(qū)，所以在進入沿海各地港口時，也大多能享受本國商船的便利和優(yōu)待。郭實獵也注意到這些華僑與內(nèi)地的聯(lián)系，他曾在自己的航行記中記錄，“（中國）商船每年都會在2月、3月和4月初時從海南、廣州、汕頭、廈門、寧波、上海以及其他地方出海到達這里……然后在5月末、6月和7月的時候出海。商船大概會有八十艘……船員多為來自廣東省東部地區(qū)的潮州人。這些船主要歸曼谷的中國移民或暹羅貴族所有”。郭氏的記錄也得到了嘉慶《大清一統(tǒng)志》的印證，據(jù)記載：“澄海縣商民領照赴暹羅買米，接濟內(nèi)地民食，雖行之已閱四十余年，但此項來航，據(jù)稱回棹者，不過十之五六?！?潮汕話與閩南話很接近,無論是面對潮汕人還是福建人，郭實獵都能做到無障礙溝通。自1807年首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來華時起，建制派傳教士的主要傳教目標都集中在英國勢力所及或西方人相對集中的馬六甲、新加坡、澳門和荷屬東印度等地，對華人密度更大、對華交往更密切的曼谷地區(qū)，卻無所建樹。而行為放蕩不羈的湯雅各和獨立傳教的郭實獵，卻更能突破限制，為他人所不能為。

可傳教活動并非一帆風順。由于英國在兩年以前剛剛入侵了暹羅的鄰國緬甸，所以郭實獵和湯雅各很快就被當成“進入王國的危險入侵者”。和所有虛弱的專制政權一樣，吞武里王朝對于初到暹羅，處于西方光環(huán)之下、自身控制之外的新教，保持著高度的警覺。但是，暹羅高層對郭實獵等人的嚴密防范，并沒有持續(xù)太久。憑借著在荷蘭學到的那些簡陋的醫(yī)學知識，郭實獵在暹羅打開了市場。無論是在郭實獵的《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或者湯雅各的游記中，我們都能找到大量當?shù)仫@貴來向郭實獵求醫(yī)的記錄。郭實獵曾自述，“維護和暹羅貴族之間的關系”使他“又累又惡心”。但此舉卻迅速化解了他在傳教過程中的阻礙，以醫(yī)、藥為媒介，郭實獵和湯雅各在曼谷的人氣得以迅速集聚。

郭實獵的荷蘭語傳教日記

自1828年底，郭實獵恢復了他在當?shù)氐膫鹘坦ぷ鳎⑶议_始登上中國的商船，向海員散發(fā)宗教冊子。郭實獵此舉的最初目的，不過是希望這些來自潮汕或閩南的海員，能夠通過他們的航線，將基督教義帶回中國。不過，無論是在中國商船上，還是在郭實獵的傳道站，他最繁重，也最為中國人重視的工作，依舊是給人看病。他的診室里，“整天都擠滿了病人”，以至于“連轉身的余地都沒有”。正如湯雅各所說，郭實獵在暹羅的工作，正在不斷地“上臺階”（Gutzlaff has been much refreshed in his labours）。

明確的傳教目標和順利的傳教進展，讓郭實獵很快產(chǎn)生了在暹羅安定生活的想法。大約在1829年下半年，郭實獵借前往新加坡代理倫敦會傳教事務之機，結識了英籍來華女傳教士李瑪環(huán)（Mary Newell），并且很快與之結婚。盡管李瑪環(huán)年長郭實獵整整九歲，但是這一年齡差距，完全沒有影響到李、郭二人的感情。二人于1830年2月返回暹羅，并在此地共同完成了數(shù)量甚多的漢語、暹羅語翻譯、字典和小說。

在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除了馬禮遜等極少數(shù)堅守在澳門和廣州的傳教士，面對清政府的海禁，多數(shù)新教傳教士都只能選擇在東南亞建立傳道站，“緩圖中國”。幸福的婚姻生活，明顯地緩解了郭實獵急躁偏執(zhí)的性格。面對暹羅龐大的華人社群，郭實獵顯然做好了在此長期工作的打算。

可惜僅過了一年，1831年2月16日，李瑪環(huán)在曼谷誕下一對女嬰之后，便因難產(chǎn)病逝，兩名女嬰也先后夭折。喜事迅速演化成悲劇。深受刺激的郭實獵變得非常瘋狂，幾乎喪失理智，并且非常決絕地，躲進了即將駛往中國的商船“順利”號（Shunle），并于當年6月18日，隨船開始了他前往中國的冒險。

郭實獵曾說過，在此之前，他與湯雅各只是打算在前往中國的商船上傳教，在爭取得到華人的“喜愛和認同”之后，再以“溫和突破的方式”進入中國。換言之，他根本沒有前往中國的計劃。但在家破人亡之后，他終于決定放手一搏，把喪偶的痛苦轉嫁到中國事業(yè)之上：“我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國，這不是選擇，而是精神上的驅動”，“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時刻現(xiàn)在已經(jīng)來臨；上帝必須行動起來，否則我就必須去死（Gott muss wirken, oder ich muss zu Grunde gehen）”。 僅從這些只言片語之間，我們很容易感受到郭實獵的亢奮和沖動。這也證明他的中國之行，僅僅是沖動之舉，并且毫無勝算。畢竟，在他之前，還沒有西方人在未獲清政府許可的前提下成功進入過廣州以外的中國沿海地區(qū)，更別說傳教了。

此后幾個月的時間，郭實獵用自己捏造的同安郭氏出身，隨船造訪了廈門、上海等沿海市鎮(zhèn)，并在天津駐足長達月余。郭實獵身著福建水手服飾，操一口流利的閩南語。他的頭發(fā)顏色較深，五官相對平緩，裹上頭巾之后，確與華人有幾分相似。他驚訝地發(fā)現(xiàn)，憑借地道的閩南語和所謂的“郭姓”出身，他很容易就爭取到了遍布沿海各地的福建商人或水手的幫助。郭實獵所經(jīng)之處，一面散發(fā)宗教冊子，一面行醫(yī)問診，積累了不少名聲。他甚至碰到過不少在暹羅診治過的水手病人。郭實獵在中國沿海如入無人之境，直到當年12月13日，郭實獵返回澳門。

馬禮遜認為，能說福建方言是郭實獵成功的關鍵。憑著他的閩南口音，郭實獵很容易在北方的口岸城市找到福建籍的商人，并且被當作同宗的華僑而獲得幫助。事實上，郭實獵成功在中國沿海暢行無阻的關鍵，似乎并不止于他的閩南語能力。中國東部的這條海岸線雖然極其漫長，卻和東南亞地區(qū)存在著非常廣泛的聯(lián)系。在暹羅工作的兩年多時間里，郭實獵熟練地掌握了閩南語，也學會了與中國人交流的方法，了解了中國人的需求，并且做好了人脈上的準備。他在出發(fā)時有華商相邀，在航行中有故人相迎，在到達天津時甚至能被“福建同鄉(xiāng)”迎入家中，這些經(jīng)歷反映出的，不只是郭實獵與華人的關系，更是中國沿海地區(qū)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對東南亞的開放環(huán)境。

郭實獵此行的游記，在次年被《中國叢報》連載，從而引發(fā)了驚人的反響。此后，他先后受聘于英國東印度公司、鴉片商渣頓等，在中國沿海航行了十數(shù)次之多，作為開路先鋒，為英人摸清清政府的海防底細，開辟鴉片走私通道，立下了汗馬功勞。1839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郭氏搖身一變，又從商務監(jiān)督的中文秘書變?yōu)橛④姷牡诙g，在戰(zhàn)爭期間專司占領區(qū)治理和情報搜集，于入侵的英軍而言，可謂功莫大焉。戰(zhàn)后論功行賞，加之英方第一翻譯馬儒翰病逝，郭實獵迅速以普魯士人的身份升任港英政府中文秘書一職。此職名為秘書，實則是位列香港殖民政府前五的高官。此后郭實獵一直擔任此職，直到他1851年病逝。

“無用之書”

作為一位在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溝通中西的關鍵人物，郭實獵一面在中國沿海走私、探險、傳教，一面又撰寫了大量的相關著作。據(jù)偉烈亞力統(tǒng)計，郭實獵出版作品八十五種，其中中文六十一種，英文九種，德文七種，荷蘭文五種，日文兩種和暹羅文一種。這還不包括他在《中國叢報》《卡爾夫月報》等西方刊物上發(fā)表的數(shù)以百計的各類文章，以及他為英國政府撰寫的各式報告。郭實獵的西文著作，以介紹中國的游記、漢學著作、調查報告等為主，他的中文作品，除去本書所收錄的史地著作外，更多的則是漢文小說和圣經(jīng)故事之類的宗教作品或傳教冊子。

郭實獵的寫作動機并不復雜。1833年，他在自己主編的《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的英文發(fā)刊詞中寫下了如下一段話：

當文明幾乎在地球各處取得迅速進步并超越無知與謬誤之時，——即使排斥異見的印度人也已開始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出版若干期刊，——唯獨中國人卻一如既往，依然故我。雖然我們與他們長久交往，他們?nèi)宰苑Q為天下諸民族之首尊，并視所有其他民族為“蠻夷”。如此妄自尊大嚴重影響到廣州的外國居民的利益，以及他們與中國人的交往。

本月刊現(xiàn)由廣州與澳門的外國社會提供贊助，其出版是為了使中國人獲知我們的技藝、科學與準則。它將不談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題以尖銳言詞觸怒他們。可有較妙的方法表達，我們確實不是“蠻夷”；編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實的手法，使中國人相信，他們?nèi)杂性S多東西要學。又，悉知外國人與地方當局關系的意義，編纂者已致力于贏得他們的友誼，并且希望最終取得成功。

《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

由于《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是中國境內(nèi)出版的第一種漢語刊物，所以這則英文發(fā)刊詞，發(fā)表在了同時的英文刊物《中國叢報》上。而在《東西洋》的創(chuàng)刊號上，郭實獵則寫下了另外一段迥然不同的文字：

子曰：“當仁，不讓于師。亦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xié)者克一?！?子曰：“三人行，必有我?guī)熝??！薄蛘\恐因遠人以漢話，闡發(fā)文藝，人多懷疑以為奇巧。卻可恨該人不思宗族，國民之猶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雖遠近異勢，疏密異形，要其水源則一。故人之待其宗族、列國民須以友恤也。必如身之有四肢百體，務使血脈相通，而疴癢相關。萬姓雖性剛柔緩急，音聲不同，卻萬民出祖宗一人之身。因此原故，子曰：“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也。”是圣人之言不可棄之言者也。結其外中之綢繆。倘子視外國與中國人當兄弟也。請善讀者仰體焉，不輕忽遠人之文矣。

郭實獵的目標是打開中國的大門，服務于他的宗教狂熱和傳教事業(yè)。所以他在中國人無法讀懂的英文刊物上，一面指責中國人“無知與謬誤”，以至于“如此妄自尊大嚴重影響到廣州的外國居民的利益”，一面又主張用“較妙的方法”來技巧地表達自己的訴求。而上引的這篇“十足八股文”的中文《序》，則正好詮釋了郭實獵的“巧妙方法”。

如果我們將討論的范圍聚焦到郭實獵的中文著作，特別是宗教內(nèi)容之外的中文著作之上，那么他的中文史地著作，如《萬國地理全集》《萬國史傳》和《古今萬國綱鑒》，便尤其值得后人注意?！度f國史傳》篇幅最短，約五萬字，按郭實獵自述，“萬國史傳者、系眾人類自始歷來之行紀、及今日矣”。卻摻有不少福音教義“私貨”?！豆沤袢f國綱鑒》由“洪水前紀”起首，從“帝堯帝舜”而“猶太”“以色列國史”直講到歐美諸國，全書二十卷，八萬余字。至于《萬國地理全集》，又在洪水之前先述“天地造化”（即創(chuàng)世紀），再講“地球”“經(jīng)緯度”“日”“月”“雷電”“風”“水”“光火”，以至于海內(nèi)外之“民人”“國家”“地理”等等，計十余萬字。

就寫作旨趣而言，三部著作書名皆曰“萬國”。已經(jīng)足夠反映郭實獵“用展示事實的手法，使中國人相信”世界極大，“他們?nèi)杂性S多東西要學”的初衷，使之“不輕忽遠人之文”。這也不是郭實獵一人的意圖，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像郭實獵這樣撰著中文史地著作的西方傳教士不在少數(shù)。比如馬禮遜的《西游地球聞見傳略》、米憐的《全地萬國紀略》、麥都思的《地理便童略傳》等等。無論內(nèi)容，還是寫作目的，都有近似之處。

就內(nèi)容而言，這些著作涉及的領域是彼時士大夫最感興趣的歷史與地理。郭實獵作品中的宗教內(nèi)容，對中國的底層民眾可能還有所觸動，但對真正具備閱讀能力的讀書人和士大夫階層，卻影響有限。至于他中文作品中涉及的那些科學技術內(nèi)容，更因超出了絕大多數(shù)華人的知識體系，傳播效果大抵是對牛彈琴。唯有史地內(nèi)容，能夠有限地觸動那些面臨西方挑戰(zhàn)、急需知己知彼的官員們的好奇心。

所以，當我們檢索那個時代華人開眼西望的代表作，無論是《海國圖志》抑或《瀛寰志略》，均完成于林則徐和徐繼畬這樣的官員之手，又較多參考了郭實獵的這些史地著作。即使是冒名剽竊，后來又增補擴大《海國圖志》的魏源，也是兩江總督陶澍的師爺，仍屬官員隊列中的人物。那么，效果呢？

當我們翻開《林則徐全集》，重新審視這位曾經(jīng)組織專門團隊搜集、翻譯西人資料的“開眼看世界第一人”，尤其是在清理他的閱讀史時，能清晰地感受到，這位舊式開明官僚，對西人文本中的歷史地理、政治體制等記述，或多或少，尚能有所消化，但對其他內(nèi)容，也只能說是“視而未見”，或者讀而未懂。

《萬國史傳》《古今萬國綱鑒》和《萬國地理全集》，先后作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后半葉到鴉片戰(zhàn)爭結束后的一兩年間。那本是西潮來襲，新世界對國人沖擊極其激烈的一段時間。至于書中內(nèi)容，亦是開眼看世界之人所急需?？墒牵斘覀兣懦娝苤摹逗鴪D志》與《瀛寰志略》之后，便會驚異地發(fā)現(xiàn)，除了林則徐、徐繼畬、魏源等人，有史可稽的、真正閱讀過郭氏著作的華人，便再難尋得。無論林則徐、魏源還是徐繼畬，他們編著書籍，引述郭氏著作的目的，都是服務于政務。鴉片戰(zhàn)爭前后，中西矛盾尖銳，老大帝國又屢屢被動挨打，逼得這些官僚不得不開眼去看世界?？梢坏┟芫徍?，官員們仕進、行政不再急需這類知識，相關書籍便會被打入冷宮，直到朝廷再次被列強欺凌之后，才被迫翻出來重加利用。這倒是王朝時代官員們急功近利心態(tài)的極佳注腳。于是乎，《海國圖志》《瀛寰志略》之流真正進入國人視野之內(nèi)，產(chǎn)生影響力，再由“絕學”升格為“顯學”，便只能是自強運動之后的事了。

一個值得特別關注的細節(jié)在于，《海國圖志》曾大幅引用郭實獵所著《萬國地理全集》一書，達五十七處。引文總篇幅約計四萬五千余字之多?？善婀值氖牵瑥摹逗鴪D志》六十卷本開始，到最終的一百卷本，魏源的每次引述，都將這部完全沒有配圖的中文書籍稱作《萬國地理全圖集》，且引文常與原文存有微妙出入?！度f國地理全集》僅有一版，封面《萬國地理全集》六字清晰無誤，如若魏源真的讀過此書，他不可能弄錯書名。這叫人不得不疑心，那位一度豪言籍“近日夷圖、夷語”，“以西洋人譚西洋”，并屢次編輯、增訂《海國圖志》的魏源，可能根本就沒有見過《萬國地理全集》的原書。這類例子在《海國圖志》中并不鮮見，反映出的問題，一則自然是《海國圖志》自五十卷本開始，全書的文獻來源、切實作者等問題，便頗有爭議，很難將其視為魏源獨立編集完成的作品。更重要的問題則在于，十九世紀上半葉，身處內(nèi)地的士大夫，恐怕很難有機會覓得西人所撰的漢文原著。他們了解西方世界的信息來源與傳播途徑，尚需重新考察。

《萬國地理全集》

仍以郭實獵為例。郭氏曾自稱，他在中國散發(fā)過數(shù)以百萬計的中文小冊子。這在當時就曾引起傳教士同行的批評。一則，郭氏在沿海散書，受眾多為社會底層，識字之人本就不多，見有人散書，一哄而起，紛紛搶奪是常態(tài)，但能在事后認真研讀的卻鳳毛麟角。再加上郭氏著作，文言水平濫劣，佶屈聱牙，晦澀難解，又于科舉考試無益。所以，即便有讀書人真的得到此書，也不會認真翻看。說得更直白些，郭實獵散出去的中文書籍，大多只能落得貼窗紙、糊墻壁、包花生米的命運。再加上清政府視西人西書為洪水猛獸，凡見此類書籍，皆須嚴令收繳，“投諸水火畢矣”。以至于后人在天朝境內(nèi)，遍尋不得，確是合情合理。因此，二手的《海國圖志》才有機會成為名著，而一手的西學知識想要流入中國，仍舊是障礙重重。

常有論者指出，郭氏等人的中文作品極其重要，在西學東漸、近代漢文小說等領域皆有重大影響。然而，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是，我們今天在國內(nèi)各地的圖書收藏機構中，連一冊郭氏原版的中文著作都很難尋得。相反，在歐美的高校圖書館中，我們卻能夠較容易地找到此類收藏。只不過，這些書籍在彼處沉睡百年，無人問津，近來漸成研究熱點，而查閱之人絕大多數(shù)卻又來自萬里之外的東方。一面是西方世界較為完備、卻鮮有學者問津的收藏，一面是大量興味盎然、卻不得不遠赴萬里之外查閱文獻的華語學者，這種矛盾，向我們展示出郭氏中文著作在近兩百年的時間里的命運。

至于這些書籍在西方的情況。以收藏郭氏著作較為齊全的萊頓大學為例。這所擁有歐洲最豐富漢學藏書的高校，專門建有一宗名為“郭實獵集合”（Gutzlaff Collection）的收藏，包含了絕大多數(shù)郭氏的漢文原版出版物。但這些藏書，并非來自萊頓大學的主動收集。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皆來自荷蘭傳道會的捐贈。換言之，在西方存留至今的郭氏著作，其實是郭實獵在十九世紀上半葉，陸續(xù)為證明自身傳教業(yè)績，而寄往西方各機構，以達到換取捐款、擴大影響目的的證據(jù)。這些書籍在到達歐洲之后，卻幾乎找不到，其實也不需要能夠讀懂的讀者。它們的作用，只是證明郭實獵在中國花了錢并且做了事，至于成效如何，倒未必是傳教機構的負責人真正關心的問題。所以，一百八十年后，當華人學者不遠萬里來到萊頓，翻閱這些用粗劣紙張印制的書籍時，文獻的保存情況很能令人滿意——這自然是歐洲人保存文物之功，也足證這些粗紙印成的文獻百年來無人問津的尷尬處境。

說來有趣，郭實獵用中文寫作的初衷，本是開啟中國人的眼界，使之能與世界交流，從而促進中國的開放和基督教化?？上?，這近百種的作品，無論在十九世紀的西方還是東方，除了引發(fā)一些散書時的哄搶之外，卻沒有帶來任何郭實獵預期之內(nèi)的效用，倒是從反面驗證了那句“中學西學，心同理同”的名言。稱其為“無用之書”也算實至名歸。

倒是郭氏在同時期用英文撰寫的相關著作，比如《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開放中國》，在西方影響極大，出版之后洛陽紙貴，不斷再版，還有荷、德等語的譯本相繼出現(xiàn)。在商業(yè)利益的驅動下，處于殖民擴張加速期的英國，保持著對東方世界極大的興趣。那些港腳商人、高官議員閱讀郭氏的著作，當然不是為了傳教或者文化交流。郭實獵的著作，也成了西人擴張殖民擴張活動的重要參考資料。時隔百年，當郭實獵重新進入學界視野的時候，他的中文小說、地理著作、期刊雜志、宗教作品、漢語翻譯、政治活動等等，都被納入研究的范疇，但是研究他的學者，絕大多數(shù)卻變成了華人。西方世界有質量的研究作品，只有Herman在1946年，即八十年前，出版的一部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此書文獻扎實，但除此之外，彼處再無有質量的系統(tǒng)研究出現(xiàn)。

這當然向我們展示出，百余年來世界大勢轉變的另一種趨勢。當華語學者高度關注于中外關系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并對其中涉及的關鍵西方人物進行細致研究時，整個華人群體對世界的認知也在逐步擴展、深入，而西方世界的漢學卻在以極快的速度萎縮、塌陷。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學界的對華認知水平，不進反退，與百年前中西交往的態(tài)勢恰成倒影，可謂近年來筆者注意到的一個有趣現(xiàn)象。

如今，我們再度關注郭著的《萬國史傳》《古今萬國綱鑒》《萬國地理全集》等史地著作，已經(jīng)不復林則徐、魏源等人當年開眼看世界以備政務之需的訴求。此時，讀者更能以平和的心態(tài)去反思，一百八十余年來，這類知識逐步變?yōu)闈h字進入中國，或被了解，或被排斥，或被學習，或被歪曲，或被奉為圭臬，或被毀棄不用的復雜歷程。無論如何，自明末以來四百余年，自晚清以來二百余年，漫長而又艱難的歷程，終于使中國人放下了虛妄的自尊，放眼世界，問學于人，并緣此最終走出最黑暗的低谷。郭實獵與他的著作是這一過程的重要見證，也是那段歷史，給予中國人的警醒。

（本文原題“郭實獵與他的中文史地著作”，系《郭實獵史地著作三種》一書“導讀”，《郭實獵史地著作三種》，[德]郭實獵著，李騖哲、袁鴻校注，南方日報出版社即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