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違紀違法人大代表的代表資格終止方式，究竟是罷免還是接受請辭？近期， 甘肅省人大常委會主辦的《人大研究》雜志刊發(fā)的文章認為，對于嚴重違紀違法的代表必須適用罷免手段，才能與“辭職”代表進行嚴格區(qū)分。

來自山西省人大常委會研究室的權(quán)帥帥在文章中梳理道，支持罷免論的以湖南省婁底市人大常委會研究室主任盧鴻福為代表，他認為，人大代表涉嫌違法違紀的，應當啟動罷免程序來終止人大代表的職務。其在2009年、2012年分別發(fā)表的《慎將“罷免”改“辭職”》《罷免代表，該出手時就出手》兩篇文章，對此觀點進行了論證，提出對于涉嫌違紀違法的代表采取請辭的方式合法但不合適。代表請辭雖然符合代表法相關(guān)規(guī)定，但不能因顧及代表的面子或罷免程序復雜、組織難度大等原因，而采取請辭方式來終止這類代表資格。

另一種觀點是“接受辭職無不妥”論。如湖南省郴州市蘇仙區(qū)人大常委會劉家華認為，自行辭職和罷免作為人大代表職務終止的兩種情形，在代表法、選舉法等相關(guān)法律中都有明確的規(guī)定。涉嫌違紀違法的人大代表，認為自己不再適合擔任人大代表，無法繼續(xù)履行人大代表職責，向本級人大或人大常委會自行辭去人大代表職務，不但不能說沒有懲戒力，反而可以說比被原選區(qū)選民或原選舉單位的人大常委會罷免其人大代表職務的懲戒力要大。因為自行辭去人大代表職務是由于人大代表本人從內(nèi)心深處認識到自己不配擔任人大代表，是主動承擔責任，而罷免是被動的，當事人對其行為認識如何無法體現(xiàn)，因此懲戒力相對來說要小一些。只有在本人拒不反省堅決不請辭的情況下，才適合啟動罷免程序。浙江省溫州市泰順縣人大常委會夏立彬認為，法律對人大代表資格的終止有著嚴格的實體要求和規(guī)范化的程序規(guī)定。這說明了罷免作為一種剛性懲戒措施，有嚴格的程序要求。目前，在法律還沒有對罷免條件作出具體規(guī)定的情況下，應慎用、少用。因此，從保障代表權(quán)利和懲戒措施人性化角度考慮，對于違法違紀代表以采取自行辭去代表職務的柔性方法較為妥當，可以在提高效率的同時，減少資源浪費，同時也體現(xiàn)了國家權(quán)力機關(guān)對代表的開放、包容態(tài)度。

在權(quán)帥帥看來，對于違法違紀的代表應當適用更嚴厲的手段。

第一，代表法新增的“責令辭職”這一情形，發(fā)出了積極信號，意在與代表辭職進行區(qū)分。就目前來看，實踐中部分地方人大常委會并不能審慎準確使用“責令辭職”手段，一方面，時常對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應該被罷免的代表適用責令辭職。另一方面，不管是“主動辭職”還是“責令辭職”的代表往往都是以“接受辭職” 的方式公告報道，容易給群眾造成誤解，以為因身體、工作原因主動辭職的代表也可能“犯了什么事”，從而對這些代表造成聲譽上的負面評價。所以，對于嚴重違紀違法的代表必須適用罷免手段，才能與“辭職”代表進行嚴格區(qū)分。

第二，其查詢了中國人大網(wǎng)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告、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告，將涉及罷免以及接受辭職代表名單依次搜索發(fā)現(xiàn)，2018年至2020年，地方人大常委會對涉嫌違法違紀的代表以“接受辭職”的方式終止資格的人數(shù)較多，有王鐵、王立科、繆瑞林、張承義、張世超、舒健、趙龍虎、許雷、馬葉江、徐光、陳吉明、雷艷、饒開勛、徐向華、高世宏 、方劍喬、張耕、陳新有、郝茂榮、劉和生、尚倫生、于飛、史文清、唐農(nóng)。2021年至今，公開報道違紀違法的代表，除劉繼國（中國一拖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被責令辭職外，基本以“罷免”終止其代表資格。說明在全國范圍內(nèi)也逐漸認可對違法違紀的代表應當適用更嚴厲的罷免手段。

第三，雖然根據(jù)代表法新的規(guī)定，辭職包括主動辭職和被動責令辭職。被動辭職體現(xiàn)了一定的懲罰性，但是針對違紀違法的人大代表，我們應當亮明觀點，不能選擇“中間路線”，該出手時就出手，該罷免時就罷免。罷免權(quán)是掌握在選民和原選舉單位手中的懲罰性措施，一旦人大代表不能代表又嚴重侵害人民群眾利益，就要被罷免，這樣才能彰顯選民和選舉單位的監(jiān)督權(quán)力。如若將對本該罷免的代表變?yōu)榻邮芷滢o職，不僅削弱了法律的嚴肅性，還極大地損害了地方最高權(quán)力機關(guān)的尊嚴與權(quán)威。

第四，對于這些違法犯罪的代表，一般也涉嫌嚴重違紀，中紀委抑或是地方紀委都會發(fā)布公告進行宣布，從人民代表走向人民的“對立面”，對其進行罷免，是貫徹落實中央及地方黨委精神的具體舉措，是將黨的意志轉(zhuǎn)化為國家意志的生動體現(xiàn)。對這些代表進行罷免也是為了更好地做到黨紀與國法的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