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中國人民偉大的全面抗戰(zhàn)開始。位于平、津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聯(lián)合組建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長沙臨時大學被迫遷往昆明，更名為西南聯(lián)合大學。長沙臨時大學與西南聯(lián)合大學前后相繼，與全面抗日戰(zhàn)爭相始終。三校師生和衷共濟、弦歌不輟，創(chuàng)造了戰(zhàn)時高等教育的奇跡，也鑄就了教育史上不朽的豐碑。

1937年8月中旬，教育部決定三校聯(lián)合籌建長沙臨時大學。9月中旬，梅貽琦赴長沙參與籌備，到10月下旬開學，只用了40多天。在信息不暢、交通不便、人員分散、資源缺乏等諸多不利的情況下，這一速度可謂驚人?！霸陂L沙時間，雖然只有幾個月，但在這幾個月中創(chuàng)下了聯(lián)大的精神，也奠定了聯(lián)大這個戰(zhàn)時學校的基礎?！边@其中，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居功甚偉。

一、事變應急

1937年7月9日起，蔣介石分別邀請各界知名人士參加在廬山舉行的關于國是問題的談話會。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與陳岱孫、浦薛鳳、顧毓琇、莊前鼎等教授，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與北大部分教授，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與南開部分教授等應邀參加，離平、津南下。就在談話會前夕，爆發(fā)了“盧溝橋事變”。

由于此前幾年間，中日之間時有摩擦，所以“盧溝橋事變”后幾天，各方均在評估此次事變的嚴重性，社會局面尚顯鎮(zhèn)靜。學?！皩τ跁r局演變，嚴切注意，校內(nèi)秩序，則力予維持?！?月10日，清華大學教務長潘光旦、秘書長沈履聯(lián)名致電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請急轉(zhuǎn)梅貽琦，稱：“連日市民、學校均鎮(zhèn)靜。各方安，乞釋念。”7月15日，潘光旦、沈履及北平部分大學負責人密電蔣夢麟、胡適、梅貽琦等，“華北局面癥結(jié)在地方最高當局對中央尚有疑慮，深恐地方對日決裂后中央反轉(zhuǎn)妥協(xié)退，使地方進退失據(jù)。務請向介公進言，對地方作具體表示，俾祛除此種疑慮。”7月16日，潘光旦、沈履及清華大學數(shù)學系教授鄭之蕃等人聯(lián)合北大等校教授密電在廬山與會的梅貽琦、胡適、蔣夢麟等人，希望他們勸諫蔣介石等國民黨高層：“務請一致主張貫徹守土抗敵之決心，在日軍未退出以前絕對停止折沖，以維國權(quán)。”

校長乃學校之重心所寄，留守的潘光旦等數(shù)次電請梅貽琦返平主持校務以應對瞬息萬變的時局。7月14日，局面日益惡化，潘、沈二人急電梅貽琦：“和平望絕，戰(zhàn)機已迫”，請梅貽琦設法繞道正太路、平綏路返校，應付時變。22日，潘光旦、沈履電趙元任轉(zhuǎn)梅貽琦，“學校大計盼在京與當局探商，時局若不過緊，希返校一行。”但戰(zhàn)爭爆發(fā)，不要說從贛返平，就是從贛返京也困難重重。實際上，梅貽琦也未返平，而直接赴漢籌備長沙臨時大學。

17日，梅貽琦密電潘光旦：當日早晨當局召開重要會議，表示堅決抗日，并已開始布置。梅貽琦表示，與蔣夢麟商量后，不日即將返回。同日，蔣介石在廬山發(fā)表談話，提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quán)與領土完整等解決盧溝橋事件的四個條件，并致電宋哲元、秦德純：“倭寇不重信義，一切條約皆不足為憑，勿受其欺為要?！蓖眨瑬|京日本五相會議決定，動員40萬日軍侵華，華北局勢急轉(zhuǎn)直下。29日，北平淪陷。

當時，正值暑假，清華大學一、二、三年級學生在北平西郊妙峰山一帶夏令營作軍事演習，土木系大部分學生在山東濟寧縣實習，四年級畢業(yè)生有200余人留?；蛘夜ぷ鳎驕蕚溲芯可c留美公費生考試。教職員大部分都在校內(nèi)。

8月，北平淪陷后，清華留校師生及家眷紛紛撤向城內(nèi)。此時校內(nèi)人心不穩(wěn)，師生對局勢議論紛紛。14日晚，沈履、潘光旦等在工字廳召集通氣會，通報連日與北平市長秦德純溝通情況，以及日軍決意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吞并華北、大戰(zhàn)在即、29軍決意抗戰(zhàn)等情況。15日，學校提前發(fā)給教職員七月份工資，以為預備。

梅貽琦下廬山后，即刻北返。行至南京后，由于交通中斷，無法北上。滯留南京期間，梅貽琦除了積極向各方探聽消息外，只能依靠函電與學校保持聯(lián)系。梅貽琦始終放心不下學校與師生，肝腸“一回而九折”。1939年4月，梅貽琦回憶：

斯時也，琦已由廬山到京，因平津交通中斷，無法北上，除與校中同人函電詢商外，日惟向京中各方探取消息，每聞及沙河激戰(zhàn)，西苑被炸，念我介乎其間之清華校園，不知被破壞至何程度矣。某日報中載有清華學生二百余人在門頭溝附近被敵人屠殺，更為焦急。凡茲傳聞，雖事后幸未證實，然在當日聞之者，實腸一回而九折也。

二、負責籌備

1937年8月14日，教育部決定清華、北大、南開三校遷至長沙組建臨時大學，致寒電告仍在廬山的梅貽琦，請其與顧毓琇出席19日在南京召開的籌備委員會預備會。17日，梅貽琦收到寒電。翌日，梅、顧致巧電給在南京的清華大學機械工程學系主任莊前鼎，請其代為出席預備會，并電示會議結(jié)果。同日，二人還回復教育部次長周炳琳解釋原因。

28日，教育部密諭梅貽琦：

奉部長密諭：“指定張委員伯苓、梅委員貽琦、蔣委員夢麟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楊委員振聲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秘書主任?！钡纫?；奉此，除分函外，相應函達

查照，為荷。此致

梅委員貽琦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啟

八月廿八日

1937年8月28日，教育部指令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楊振聲等籌備長沙臨時大學的秘諭。

三校聯(lián)合，異地辦學，時間緊迫，校務紛繁。雖然成立了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但領導大學創(chuàng)建，尤其在短期內(nèi)創(chuàng)建一所聯(lián)合大學，常務委員會集體決策顯然緩不濟急，必須要選擇一位主事之人承擔更大的責任?？紤]到三校各有歷史、傳統(tǒng)，這位主事之人既要有資歷、能力和影響，也要考慮其所在學校的歷史、傳統(tǒng)、實力等，還要與教育部有良好的互動，雖未必負“校長”之名，但必須有“校長”之實。主要領導人的選擇是考驗三校的大事。北京大學首先做出了反應，胡適、蔣夢麟、周炳琳等商議后，30日，胡適致張伯苓、梅貽琦信：

孟鄰兄有信與枚蓀兄和我。他說，臨時大學實行時，“雖職務各有分配，而運用應有中心。伯苓先生老成持重，經(jīng)驗毅力為吾人所欽佩，應請主持一切”。孟鄰兄此意出于十分誠意，我所深知。我們也都贊成此意。所以我把此意轉(zhuǎn)達兩公，付乞兩公以大事為重，體恤孟鄰兄此意，不要客氣，決定推伯苓先生為對內(nèi)對外負責的領袖，倘有伯苓先生不能親到長沙之時，則由月涵兄代表。如此則責任有歸，組織較易進行。千萬請兩公考慮。

張伯苓是國內(nèi)外公認的著名教育家。梅貽琦是南開中學第一屆畢業(yè)生，是張伯苓的得意門生。北大推張伯苓主持，必要時梅貽琦代表，于公于私看似兩便。

但換一角度看，三校之中，論學校實力、經(jīng)費、影響力，南開均不能與清華、北大并肩。并且，南開是私立，清華、北大均為國立。因此，在戰(zhàn)時極為困難的形勢下，南開實際上不可能牽頭籌備臨時大學。這一任務事實上非清華大學莫屬。因此，北大巧妙地將梅貽琦推到了實際負責人的位置。

北大的這個提議，除考慮經(jīng)費、人員、設備等，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清華大學兩年前已經(jīng)開始在長沙籌建分校，興修建筑，并秘密南運了一批圖書、儀器與設備，這些都可以為臨時大學提供支持。

揆諸實際，查長沙臨時大學常務委員會57次會、58次會議記錄（第14次出現(xiàn)兩次會議記錄），其中有7次沒有出席者簽名；在有出席者簽名的51次會議記錄中，梅貽琦出席46次，潘光旦代理出席3次；蔣夢麟出席36次，樊際昌代理2次；張伯苓出席7次，黃鈺生（子堅）代理35次?？梢?，在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及開學期間，梅貽琦與蔣夢麟起實際領導作用。

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回顧這段歷史：

我到達長沙時，清華大學的梅貽琦校長已經(jīng)先到那里。在動亂時期主持一個大學本來就是頭痛的事，在戰(zhàn)時主持大學校務自然更難，尤其是要三個個性不同歷史各異的大學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們，各人有各人的意見。我一面為戰(zhàn)局擔憂，一面又為戰(zhàn)區(qū)里或淪陷區(qū)里的親戚朋友擔心，我的身體就有點支持不住了?！邦^痛”不過是一種比喻的說法，但是真正的胃病可使我的精神和體力大受影響。雖然胃病時發(fā)，我仍勉強打起精神和梅校長共同負起責任來，幸靠同人的和衷共濟，我們才把這條由混雜水手操縱的危舟渡過驚濤駭浪。

三、創(chuàng)造奇跡

1937年9月初，清華在長沙成立辦事處。9月11日，梅貽琦自南京抵達長沙，參加籌備臨時大學工作。9月13日，第一次籌備會舉行，梅貽琦、楊振聲、朱經(jīng)農(nóng)、顧毓琇、皮宗石、黃子堅（代張伯苓）、樊際昌（代蔣夢麟）出席，梅貽琦主持。會議通過四項決議，奠定了聯(lián)合大學的基礎：（一）聯(lián)合大學經(jīng)費由三校提供原有經(jīng)費七成之三成五。（二）電令三校重要職員，克日南下。（三）通知三校師生在長沙復學。（四）斟酌三校過去情形，院系課程之分配。

學校通過天津、南京、上海、漢口等四地清華同學會，辦理通知清華師生職員到長沙開學等事宜。

清華南遷的決策，固然是國民政府的決定，清華校內(nèi)也早有共識。馮友蘭回憶：

北京不守，本來早就在人們的意料之中。應變的計劃，清華早已有了準備，幾年之前，已經(jīng)著手在長沙設立分校，并動工在長沙岳麓山建筑校舍，圖書館的圖書，已經(jīng)陸續(xù)運到長沙，已經(jīng)決定在新校舍建成后，把幾個研究所先行搬去。所以此時對于全校南遷沒有多的討論、爭執(zhí)就決定了。實際上是除此之外，也沒有別的路可走。

正是因為此前幾年清華大學秘密預備，才能在“盧溝橋事變”后不到兩個月時間內(nèi)，長沙臨時大學便籌備完畢，三校師生克服重重困難趕赴長沙。臨時大學原定1937年10月10日開學，因時間過于促迫，遂遷延至10月25日開學，11月1日上課。即使如此，仍有很多師生未能按時趕到長沙。11月17日，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向教育部工作報告書統(tǒng)計：臨時大學理、法商、工學院租用長沙韭菜園圣經(jīng)學校，文學院租用南岳圣經(jīng)學院，同時分別租用四十九標、涵德女校作為男、女生宿舍。臨時大學自始即用歸并辦法，三校共有院系、一校內(nèi)性質(zhì)相近院系均予以歸并以節(jié)省開支，提高效率，歸并后設4個學院17個學系。教員148人，其中清華73人，北大55人，南開20人。截止到11月20日，三校原有學生到校1120人，其中清華631人，北大342人，南開147人；新招學生114人、借讀生218人；全校學生總計1452人。此外，經(jīng)費、建筑設備、行政組織、教學設施也都初步到位。

由于事起倉促，長沙臨時大學雖粗具規(guī)模，但秩序還比較混亂，臨時大學經(jīng)濟系三年級學生余道南回憶：

見到“臨大”的啟事后，立刻趕往長沙報到。這年各校都沒有招收新生，三校原有學生約四五千人，由于地區(qū)淪陷，交通阻隔，及其他種種原因，來長報到者不足千人（據(jù)檔案名冊為1200余人），教師也多數(shù)未到。課程既不能開足，上課又無書籍講義，更談不上儀器設備，只憑教師湊合講授。加以前線戰(zhàn)事日緊，國土不斷淪陷，師生情緒不佳，有些教師、同學來而復去，教學秩序無法保障。12月中旬南京失守，不少教師攜眷不辭而去，同學也多離校他往，全校限于半癱瘓狀態(tài)。

由于師資、設備等缺乏，有些課還要學生去在湘高校借讀。例如機械系三年級“被分配到湖南大學借讀，借讀了半年。一部分課程去旁聽，一部分課程由清華教師去上課”。

需要指出的是，臨時大學創(chuàng)建初期，情況復雜多變?？傮w而言，由于信息不暢、交通阻塞、地區(qū)淪陷等，教師和學生陸續(xù)趕到長沙，長沙師生數(shù)目總在變化之中。因此，梅貽琦根據(jù)實際需要協(xié)調(diào)教師來長沙。

1937年9月及10月，在浙江省象山縣的機械工程學系助教陳公碩兩次致函學校，詢問教師是否必須到長沙。11月5日，梅貽琦批示：“函告暫時長沙需人不多，南昌方面已可應付將來。如有任務，再當通知。”根據(jù)梅貽琦批示，清華大學長沙辦事處于11月7日擬信回復了陳公碩。

梅貽琦曾說：“自北平淪陷，戰(zhàn)禍延長，我政府教育當局，爰于八月中命本校與北大、南開合組臨時大學于湖南省會之長沙，琦于八月底赴湘籌備……烽火連天，弦歌未輟，雖校舍局促，設備缺乏，然倉卒得此，亦屬幸事?！睂嶋H上，從開始籌備到開學不足兩月，這已不僅是“幸事”，而是奇跡了。正如陳雪屏評價：

長沙臨大真是名副其實的“臨時”大學，一切都是草創(chuàng)急就，由于中央和地方教育當局的指導和協(xié)助，再加上三大學負責人的努力，竟能在一個月的短時間內(nèi)，創(chuàng)立規(guī)模，奠定基礎，像其他尚未直接罹難的學校一樣，按照通例，準時開學上課。簡直可說是一個“奇跡”。其間經(jīng)歷的困苦和艱辛，是難以文字敘述的。

抗戰(zhàn)勝利后，復員北上前，梅貽琦提議、馮友蘭主持修建了西南聯(lián)大紀念碑。馮友蘭撰寫的碑文中寫到：“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愿?！绷⒈畷r，“虛愿”已還。但九年前南遷時，事起倉促之間，很多師生來不及“深悲”。聞一多回憶：“最初，師生們陸續(xù)由北平跑出，到長沙聚集，住在圣經(jīng)學校里，大家的情緒只是興奮而已”，“大體上說，那時教授們和一般人一樣，只有著戰(zhàn)爭剛爆發(fā)時的緊張和憤慨，沒有人想到戰(zhàn)爭是否可以勝利”，“即使是最悲觀的也沒有考慮到最后戰(zhàn)事如何結(jié)局的問題”。

籌備過程中，既有梅貽琦等領導殫精竭慮、高效籌備創(chuàng)造奇跡于前，也有三校能否聯(lián)合、能維持多久等疑慮存在于后。疑慮首先來自內(nèi)部，很多人對歷史、傳統(tǒng)均不相同的三校能真正合作沒有信心。陳序經(jīng)回憶：

我到長沙的時候，因為籌備“臨大”的負責人還尚未到長沙，我因為在旅館住的不便，乃到湖南教育廳問朱經(jīng)農(nóng)先生，我能否搬入長沙圣經(jīng)學校居住。朱先生告訴我道：“圣經(jīng)學校雖已商定為‘臨大’校址，可是‘臨大’能否成立，還是一個問題?！蔽业玫竭@個回答之后，只好先遷到青年會居住。

我要指出，在那個時候，不只朱先生不能預料臨大能否成立，就是一般的教育界的人士，以至北京、清華與南開這三個大學的同人，也很懷疑“臨大”的能夠成立。因為這三個大學，不只因為歷史、環(huán)境、學風都有不同之處，而且因為經(jīng)費上的支配，課程上的分配，以及其他的好多問題，并不容易解決。……

南京失守以后，長沙人心恐惶，這個時候，教育部的主管當局也有更動。外間傳說“臨大”就要解散，然而事實上，所謂臨時大學的“臨時”性質(zhì)，反而改為比較永久的學府。我們從湖南遷到云南，我們的長沙臨時大學，遂改為西南聯(lián)合大學。

稍后于10月4日到達長沙的朱自清也在當天日記中擔憂：“聯(lián)合大學太復雜，很難取得成功?！逼浯问菍Ψ中＝ㄔ陂L沙的疑慮。早在清華籌備在長沙設立分校時，政治學系教授浦薛鳳即表示反對，力主設在川滇。待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清華、北大、南開籌組長沙臨時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蕭公權(quán)也認為長沙不妥，成都更為合適。他對陳岱孫說：“長沙自古是兵戰(zhàn)必爭之地。日本侵華，其目的恐怕不只在占據(jù)沿海各省，而有深入內(nèi)地的企圖。萬一不幸，長沙撤守，學校不免再度播遷，損失必更重大。似乎可以考慮遷往成都。遠在西邊，敵人不易攻達。四川人士向來看重文人，當?shù)氐能婇y也非例外。不妨與省政府一洽，我想他們會表示歡迎?！苯?jīng)濟學系教授趙守愚和蕭公權(quán)意見一致，他對蕭公權(quán)說：“杭立武也約過我。我對于長沙之行也不感興趣，我們一同去成都罷。”

長沙臨時大學成立后，浦薛鳳仍持前議?！芭R時大學地址，過近車站，實不妥當。予力主設法遷移，唱高調(diào)者或背后加以譏笑。然予對于濫唱高調(diào)，只顧面子不負責任，一任局勢之自然推移，而寧準備鳥獸散而不愿事前未雨綢繆，或有此意而因怕人譏笑，而不敢作聲之人，殊報鄙夷心理。予與人言，亦不留情面。予曾與桐蓀先生等倡言早日決定遷滇，停課一二月，學生則予以相當津貼?！逼盅P、鄭之蕃、蕭公權(quán)等人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意見。

再次，社會上對教育政策有種種爭論，依違搖擺于“讀書”與“救國”之間，讓學生矛盾、彷徨。臨時大學化學系二年級學生董奮在1938年1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

我們現(xiàn)在都彷徨歧路。我們一點不知道我們該怎樣走對。有二條路，即“讀書”與“救國”

我們的當局給我們的

陳誠：你們應當好好讀書，為未來的復興。

張治中：你們這種不生不死的生活，多國家一點用處都沒有。應當放下書本。

輿論所給我們的

大公報：應當實施戰(zhàn)時非常教育。

中央日報（19日）：歐洲戰(zhàn)時各國都以能上到“最后一課”為光榮，我們的教育（中等）不能廢止（注：本日報載十八日中央嚴令中等學校不得停止課）。

教師所給與我們的

蔣夢麟：到云南去！

高崇熙：你們還來上課干嗎？不論從什么地方得來的，都是矛盾，矛盾，矛盾！有些人判定救國對，于是大批的同學都上了戰(zhàn)場（現(xiàn)在占全體5/12）。

還有許多覺得讀書吧，于是決定了到云南去。

但是，一般昏昏噩噩的呢，他們和我一樣，這一類的差不多很難確定主見的，在聽某一人說話以后，覺得救國對，然而當與另一個人辯論以后，立刻改變了主見，于是覺得讀書對了。他們比救國者好像多念了些書，然而卻一點沒心思在書本上，他們整日在彷徨著。

彷徨派多極了。

最后，戰(zhàn)爭的形勢時刻影響著師生的情緒。數(shù)學系教授鄭之蕃當時已經(jīng)50歲，對局勢非常悲觀。“鄭先生初到長沙，精神頗好，蓋與園內(nèi)仝人會晤，總期可以茍安一時，孰料竟有十一月廿四日無警有炸之空襲。此后局面日緊，遂萌去思。”

在學生方面，“同學們的心境，不用說是很激蕩的，因為戰(zhàn)事節(jié)節(jié)失利，很多同學們的家鄉(xiāng)都淪陷了，因此經(jīng)濟接濟斷絕，不得不把已經(jīng)很緊縮的生活，再加節(jié)約。有一部分同學中途去投軍報國，環(huán)境的不安很影響留在校內(nèi)同學的情緒?！?/p>

盡管學校校務、教務等存在慌亂，師生中和社會上也存在疑慮和彷徨，但梅貽琦知道，作為清華大學校長，在國難之際籌備聯(lián)合大學，已經(jīng)不只是一所學校的遷移，而關乎國家教育命脈延續(xù)，關乎文化、教育抗戰(zhàn)，他只能往前，不能有絲毫猶疑和躊躇。他說：“吾人做事，手已把犁，義無反顧，在今日只有奮勉前進，成敗聽之將來可也?！?/p>

梅貽琦始終抱定教育不能中輟的信念。1938年4月15日，梅貽琦自長沙抵達昆明的當天晚上，他對記者說：“所謂戰(zhàn)時教育，本不易概說，不過就現(xiàn)在之教育而論，吾人一方面應注重基本訓練，同時照顧到臨時訓練，以應急需，而在大學尤應注重基本訓練。”

1938年9月17日，梅貽琦在紀念北京大學建校40周年大會上講話：“有人以當茲抗戰(zhàn)時期，大學生應赴前線殺敵，此未免誤解，須知赴前線殺敵，固為急需，而后方準備工作，亦更重要。不過教育事業(yè)，為有永久性的、非一時的，故大學教育效力，一時不易顯現(xiàn)出來。吾人敢說，我國茍非過去有數(shù)十年之大學教育歷史，則今日之抗戰(zhàn)，也許不能如今日之堅強而持久?！彼€指出：“吾人須準備四十年做雪恥工作，大學所負責任重大?！?/p>

1940年4月，他說：“吾人固知抗戰(zhàn)期間經(jīng)濟之困難，吾人尤知建國事業(yè)需才之迫切，不及今儲才備將來建國之用，后將有才難之感?！?941年，他又說：在敵人進占安南，滇境緊張之日，敵機更番來襲，校舍被炸之下，弦誦之聲，未嘗一日或輟，此皆因師生怵于非常時期教學事業(yè)即所以樹建國之基，故對于個人職守不容稍懈也。

對學生，梅貽琦一如既往地嚴格要求。他說，學?！敖^不希望變成一個難民營。我們誠心地歡迎那些能夠證明他自身值得在此國難當頭受國家培植的學生。不過，要是誰當學校不過是一個有膳有宿的逆旅，要是誰老是在輕佻的行動里暴棄時間與精力，那么他可體會錯了學校的主意了。我們準得把他摒諸門外”。

在三校精誠合作下，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lián)合大學與抗戰(zhàn)相始終，打消各方疑慮，創(chuàng)造了戰(zhàn)時高等教育的奇跡。

臨時大學初期，清華計劃利用原來在長沙岳麓山南為特種研究所修的建筑，做暫時駐扎的打算。詎料1937年12月13日南京即淪陷。武漢危急，戰(zhàn)火逼近長沙。學校何去何從，成為臨時大學領導必須回答的問題。經(jīng)過艱難決策，長沙臨時大學被迫再度遷校至昆明。正如西南聯(lián)大校歌中吟唱的“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

在長沙，三校合組大學名稱中有“臨時”二字，反映了抗戰(zhàn)爆發(fā)初期對日本估計不足。陳岱孫指出：

開始時，我們對勝利有過高的估計，對敵人的強大有過低的估計。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長沙時叫“臨時大學”，不叫“聯(lián)合大學”。這個名字是在南京確定的。三位校長在廬山開會后，來不及北上，在南京，由國民黨教育部長召開會議定的名字。當時他們心里認為戰(zhàn)爭不會太久，也許三個月，一年半載。到了長沙半年之后，感到有信心是好的，但對情況低估了，對戰(zhàn)爭的長久性低估了，因此到了昆明改換校名叫“聯(lián)合大學”。這有一個意思是，認為戰(zhàn)爭是長期的，大家在思想上有了準備，但信心仍是一樣，師生對這一點毫不猶豫：勝利必屬我們，但時間得長。

到昆明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轉(zhuǎn)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經(jīng)國防最高會議通過，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更名為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6月8日，“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關防”到校，7月1日正式啟用。校名中不再出現(xiàn)“臨時”，這表明政府意識到了抗戰(zhàn)的長期性。

1938年12月21日，西南聯(lián)大第98次常務委員會會議明確規(guī)定：“自本學年起，本校常務委員［會］主席任期定為一年，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校校長按年輪值。本學年本會主席應請由梅貽琦先生擔任?！钡珜嶋H上并沒有輪流主持，三校和衷共濟，蔣夢麟、張伯苓謙遜克己，聯(lián)大校務始終由梅貽琦主持。陳岱孫指出：

張、蔣二校長間似有一種默契，讓三人中年齡最輕，為人謙仲（沖）、誠篤、公正的梅校長統(tǒng)管全部學校行政工作。他們公推梅校長為聯(lián)大常委會主席。所以梅先生在昆明實際上既是清華大學校長又是聯(lián)大校長。而梅先生確不負眾望地把三校的兼容并包、堅韌自強、嚴格樸素的學風熔為一體。

陳雪屏指出，長沙臨時大學時期，“前線軍情緊急，后方日夜空襲，然后臨大的師生艱苦卓絕，固守崗位，仍然是‘弦歌之聲不絕’。對于鎮(zhèn)定人心，增強‘抗戰(zhàn)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起了極大的作用。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充分表現(xiàn)了中國學人的德性，更象征著中華民族的偉大?！边@種精神，一直貫穿于西南聯(lián)大始終?！霸陂L沙時間，雖然只有幾個月，但在這幾個月中創(chuàng)下了聯(lián)大的精神，也奠定了聯(lián)大這個戰(zhàn)時學校的基礎?！?/p>

1938年3月底，梅貽琦離開長沙赴昆明。在三校校長中，他是第一個到長沙、也是最后一個離開的。

浦薛鳳指出，長沙臨時大學與西南聯(lián)合大學“此一段非常時期之教育工作，最為艱苦，最費心力”。在最艱苦、最費心力的時期和崗位上，梅貽琦繼續(xù)其在清華謙遜、民主、務實的領導風范，深得西南聯(lián)大師生衷心擁戴。他與蔣夢麟、張伯苓等一起帶領西南聯(lián)大走過風雨如晦的艱難歲月，迎來了抗日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

本文摘選自《駱駝船長：檔案中的梅貽琦》（金富軍 著，商務印書館，2024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