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現(xiàn)在終于明白了：他的宗教在本質(zhì)上，是在建構(gòu)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

——艾薩克·辛格，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這句引言出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薩克·辛格（Isaac Singer）。他是猶太人，在波蘭首都華沙（Warszawa）出生，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因為納粹進逼而移民美國。他一生都用猶太人使用的意第緒語寫作，作品中可以看到許多對信仰上帝的詰問。上面那句話出自長篇小說《奴隸》，點出宗教的另一個面向：宗教不（必然）是人與神的關(guān)系，宗教還有一個重要的社會性特質(zhì)，就是建構(gòu)人與人的關(guān)系。這隱含了一個概念：宗教是幫助人類（社會）演化的一環(huán)，人類其實需要宗教。

談到演化，第一個想到的應(yīng)該是達爾文提出的演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這個歸納生物在不同世代間演進過程的理論，從成形到正式出版《物種起源》相隔十多年，部分原因是達爾文在這中間請教了許多專家學者，希望能將理論建構(gòu)得更完整；此外還有一個宗教上的原因，演化論徹底挑戰(zhàn)了上帝創(chuàng)造萬物的說法。達爾文擔心教會勢力會群起反彈，在當時如果被教會視為異端，極有可能判處死刑。

雖然達爾文無意挑戰(zhàn)宗教信仰，但生物演化的基本論點，確實與上帝創(chuàng)造萬物的看法有嚴重矛盾。怎么調(diào)和這兩個沖突的理論呢？知名的演化生物學者、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生命科學與人類學教授大衛(wèi)·斯隆·威爾遜（David Sloan Wilson），在《達爾文的大教堂》（Darwin’s Cathedral: Evolution, Religion, and the Nature of Society）一書中，提出了“宗教演化論”（evolutionary theory of religion）。他以深刻的演化理論，搭配宗教理論的各種見解，在歷史證據(jù)的根基上，勾勒出前所未有的演化宗教學，將宗教視為人類演化的一環(huán)，巧妙避開兩個理論沖突的關(guān)鍵。

威爾遜的重點是把“社會”當作一個有機體，一個類似有生命、有演化歷程的生物體（organism），然后用達爾文派的演化論，來檢視社會這個生物體如何“優(yōu)勝劣汰，適者生存”。如果我們把社會視為一種生物體，就比較能明白“道德”與“宗教”在社會演化上所扮演的角色，其實和生物上的“適應(yīng)”（adaptation）有異曲同工之妙。

換句話說，其實不應(yīng)把社會視為只是許多個人的無意識結(jié)合（那是微觀的角度），現(xiàn)在可以換個更宏觀的角度，把社會視為一個整合性的有機體，目的是要彰顯一個過去常被忽視的面向：這個有機性的社會也服從演化的機制，才能在變動的世界中調(diào)適、生存和繁榮。

威爾遜從生物學與社會科學的角度發(fā)現(xiàn)，處于不同時空的社會，都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宗教能有效幫助社會的組成分子（個人），完成所需的集體行動。若無宗教的力量與組織，集體行為就不易成功。他也從演化的角度，說明為何大多數(shù)的宗教，都會強調(diào)寬恕的重要性。

再換個角度來說，演化論通常以（自私的）基因和生命體為分析單位，威爾遜認為演化是多層次的選擇（multilevel selection）：基因；個體；群體；社會。在這四個層次上，道德、文化、宗教都會扮演從前被忽視的角色。這些論點或許不易為學界所接受，但必然會開啟新的思維角度。

宗教是天擇的利器

先從達爾文的天擇說談起。天擇說的重點在“適應(yīng)”（adaptation）這個機制。演化與天擇就要解說生物體如何適應(yīng)環(huán)境的變化，通常有四個階段：

（1）產(chǎn)生變異：因外在環(huán)境的變化，而引起外觀的變化（如體積變大或縮?。?，而且這些變化會在親代與子代間繼承；

（2）過度繁殖：子代的數(shù)量遠遠比親代多很多；

（3）生存競爭：因為食物與空間有限，引發(fā)生存競爭；

（4）適者生存：愈能適應(yīng)的物種（例如演化出冬眠），愈能勝過較不適應(yīng)的對手。

回頭來看宗教這個人類獨有的團體形式。宗教通常宣揚大愛，完成大我，舍私利，做公益。從這個角度來看，宗教不只是追求內(nèi)心平靜、上天堂，而是為了追求更美好的社會。從演化論的觀點來解讀，大愛的目的，就是追求社會整體組織的成長，讓各個成員相互依存、互助互利。這種群體內(nèi)的合作互利，在蜜蜂、蟻群中是普遍現(xiàn)象。會這樣來解讀，用意是要提出一項嚴肅的科學假說：宗教團體在社會進化過程中，其實扮演了一項有機的功能。生物界的有機體是天擇所產(chǎn)生，透過無數(shù)代的變異與汰擇，才能在激烈變動的環(huán)境中生存繁衍。同樣道理，人類的族群和宗教族群也和生物界的有機體一樣，在同一套演化下適應(yīng)環(huán)境的變化，力求生存繁衍。

換個角度來說，人類之所以能在短暫的時間內(nèi)（相對于蛇類、蟑螂）就能主宰地表主要地區(qū)，有個重要原因。動物只能靠生理性的適應(yīng)與演化，例如鳥喙的形狀會依地區(qū)的食物特性而變化，但這些必須用好幾個世代才能有些微進展。智人則多了一項重要武器：（廣義的）文化適應(yīng)。居住在農(nóng)耕地帶的漢族，叔嫂之間有男女之防，但在游牧的蒙古族，兄終弟及（弟娶寡嫂）是常態(tài)。

也就是說，為了讓族群存續(xù)的幾率極大化（或是被滅絕的幾率極小化），智人會用各種文化手段迅速彌補生理性的適應(yīng)缺口，因而造就了各地的文化差異：漢人尊老孝親；但北極圈內(nèi)有些民族的老人過去會自愿餓死，把有限食物留給孫輩。各地文化的特性，通常會保留在各自的宗教觀念與行為內(nèi)。宗教可說是重要的文化基因，是軟性的基因（變異快），它和生物性的DNA（變異慢）一起，共同影響著族群的適應(yīng)性，在天擇的機制下存續(xù)人類的發(fā)展。

在一般的認知里，宗教就是對神明的崇拜，是人與圣靈之間的溝通，目的是祈求平安、健康、寧靜，基本上是關(guān)乎個體的。就算是有集體性的禮拜與祭祀，也是依固定節(jié)慶舉行。如果把宗教局限在拜神明求庇佑，那就褊狹視短了。宗教還有許多更高層次的價值，例如宣揚大愛、公益、正義、道德。同樣的道理，宗教還有更高層次的功能，例如促進社會團結(jié)，共渡難關(guān)。

物競天擇說絕非只限于硬件面（例如鳥喙尖化或視覺更銳利）。達爾文也說過：“（社會中有不少成員）愿意協(xié)助他人，愿意為公益而犧牲自己，目的是要能勝過其他的部落，這些行為也都是天擇的另一種形式?！?/p>

在這個概念下，宗教就是天擇的一種利器。這種廣義的理解，遠比拜神庇佑的狹義宗教觀，對族群的長期存續(xù)更重要。換句話說，演化不只限于DNA的層次，現(xiàn)在需要一個更高層級的演化單位：人群。在團體（或集體）演化觀中，宗教是一項重要的參數(shù)，因為它和文化、道德這些因素糾纏在一起，是不可缺的演化推力。

反過來說，如果宗教不重要（或甚至被貶為迷信），為何在人類長期演化過程中，它不但沒消失過，反而隨著科學的進步，宗教的重要性日益更高：試想1950年世界的生產(chǎn)力水平與科學水準，對比2020年的生產(chǎn)力水平與科學水準，你覺得1950年的宗教較興盛，還是2020年？

如果宗教有助于社會演化，那也就可以視宗教為一種“社會器官”（social organism）。因為宗教代表一種集體心靈（group minds），是一種軟件，一種社會器官，協(xié)助整個有機體，在天擇過程中勝出。但并不是所有的組織都對社會的演化有助益，例如黑幫就不是有益的社會器官。同樣道理，有組織有訓練的正規(guī)軍，比烏合之眾的游擊隊更有效率。宗教是一種善性的社會黏著劑，在共同信仰的教義下，能把原本四散的善能量，集成有組織、有目的、有向上力的團體。大多數(shù)情況下，不需公共財政的資助就能有效運作。在市場與政府同時失靈時，宗教的力量特別耀眼。

群體演化

在談到演化論的過程中，通常只瞄準個體演化，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有些集體行動的動物，出現(xiàn)群體演化的現(xiàn)象。例如飛雁以人字型長途遷徙，就能區(qū)分小我與大我的重要性。雁群飛行時，必然有領(lǐng)頭的雁在“破空”，在氣流中沖開阻力，減輕群體的飛行阻力。領(lǐng)頭雁疲累后，就會自動輪替，讓群體能更省力，完成長途飛行目標。夜晚時又輪流守衛(wèi)，危險時發(fā)出警告。這些大我重于小我的行為，內(nèi)化為雁群的第二天性，成為不教自會的本能，讓團體利益優(yōu)先于個人利益。

這種有益社會的行為在人類社會中也常見，例如舍身救人、為國捐軀。大體而言，在同一個社會內(nèi)部，自私自利對個人是有益的，因為能損人利己；但相反地，在相互競爭的幾個社會之間，群體內(nèi)愈能團結(jié)互助，愈有機會勝過其他以自利為取向的社會。請記住一句名言：“在團體內(nèi)，自私打敗利他；但利他的團體，會打敗自私的團體。其余都是廢話?！?/p>

當然，要讓整個群體成功發(fā)展，互助團結(jié)很重要。在飛雁的例子里，如果守夜的雁非常盡責，團體的存活率會較高，反之亦然。這項責任心的高低，就不是“宗教”的層次，而是道德的層次：責任心重的團體，道德感高，反之亦然。再引一段達爾文的話來說明這個觀點：“如果團體內(nèi)有較高程度的認同感、效忠性、服從性、勇氣與同理心，也隨時愿意協(xié)助他人，甚至愿意自我犧牲完成大我，這種團體會勝過大多數(shù)的團體，這就是天擇。這個世界上，隨時都有某些團體在取代某些團體，道德性就是他們成功的重要因素。道德的標準，以及具備道德特質(zhì)的人，會隨著團體的勝出而更提升，也更廣泛。”

這意思是說：高道德社會容易勝出。因為大家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社會的道德水準就日益提高，具有高度道德的人口比例，也跟著增加。換句話說，勝者益勝，敗者益敗，道德是關(guān)鍵。這是群體演化常見的事，這也說明為何社會性的昆蟲（螞蟻、蜜蜂）和社會性的其他動物，道德傾向都顯而易見。

人類是這方面的模范生，因為人類在道德之上，又多了宗教這項利器。但社會不會“自動適應(yīng)”。道德需要維護，必須靠兩件事：宗教隨時督促你遵守道德（舉頭三尺）；當你違反道德時，法律會制裁你（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這告訴我們，演化與天擇是多層次性的，至少有個人（DNA）和團體這兩個層次，至少有道德、宗教、法律這三個面向。

宗教有項重要功能是提醒道德的重要性（舉頭三尺）。所以道德才是社會的重要支柱。在道德上方，有宗教提醒；在道德下方，有法律制裁。但是道德如果要對團體有益，必須具有一套能整合成體系的特質(zhì)，例如：融合性（不能格格不入）；可馴性（教得動）；能偵測出欺騙；能處罰欺騙；能象征性地思考（區(qū)別善惡）；能達到共識（有好壞的標準）；愿意合群；能從知覺上與視覺上判斷是否可以接受；無法律時也能有秩序；能自立自治。

這些特質(zhì)說起來很寬泛，但在具有道德感的團體中（人與動物皆適用），這些特質(zhì)都會自動顯現(xiàn)。正如每種語言的文法都不同，每個團體的道德標準也都不同。有些可以一夫多妻，有些可以一妻多夫，只要成員約定俗成即可。另一個重點：道德標準也會與時俱進，原本容許妻妾成群的漢人社會，現(xiàn)在就行不通了。

當然，就算愈道德的社會愈有機會勝出，弱肉強食仍舊是適者生存的法則之一。畢竟所有生物都以其他生物為食物，因為你不可能靠礦物生存。也就是說，人會吃魚、吃豬牛羊，目的在生存與繁衍。所以物種之間必然是沖突的：你死我活。道德是壯大團體的利器，所以對內(nèi)講道德，對外講武力、講征服、講擴張。你別對道德失望，這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本質(zhì)。在不受生存威脅時，我愛世人；當我自己的生存空間有限時，必然堅拒外國難民移入。在團體內(nèi)，宗教是祥和慈悲的；在種族之間，宗教可能是血腥的，宗教戰(zhàn)爭史不絕書。不要忘記動物的本性：對內(nèi)用道德，對外用敵意。

如前所述，人類的優(yōu)勢在于兼具基因演化與文化演化，這兩項利器交互運作。其他物種通常只具備基因演化。過去一般人常把生物間的競爭武器，狹義地認為只有利爪、肌肉、尖牙、撕咬?，F(xiàn)在我們進一步理解，原來“思想”也是重要的武器：心理、道德、宗教的重要性，都因其無形而被系統(tǒng)地忽視了。

我們一向重視個體的適應(yīng)，以及個體的競爭性，輕忽了“團體選擇”這個重要面向。其實知識界很早就明白“利他性”的重要性?！独献印吩缇驼f過：“既已為人，己愈有；既已與人，己愈多?！背诌@種觀點的人，一直都明白團體重于個人。但狹義的達爾文主義者，堅持DNA層次的微觀視野，認為基因是自私的，認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也因而認為“利他”的行為也是“利己”的一部分。這種說法只是在井中觀天，“若人有眼大如天”，還道井大天更大。團體必須優(yōu)先于個人，只是西方的個人主義傳統(tǒng)，基于對集權(quán)政治的反感，過度重視個人層次的演化機制。

再強調(diào)一次：天擇不只在個體的層次上運作，在團體層次上的天擇（group selection）運作得更顯著。道德與宗教這種社會黏著劑因此就特別重要：愈盡責的雁群會在夜間守衛(wèi)（道德性愈高），團體的存活率必然高于紀律散漫的雁群。大部分的人在大部分的時間，都生活在團體內(nèi)的個人層次上，所以自利（自私的基因）在90％的時間是重要的。一旦有了敵國外患，就能很快團結(jié)起來，自私的基因被壓抑下去。持平地說，我們天生就同時具有自私（個人）與利他（團體）的基因，會隨著環(huán)境的變化而表現(xiàn)。自私的基因不教自會，但利他的團體基因，需要道德與宗教來提醒與維持。

文化演化是人類獨有

前面說過，人類演化的優(yōu)勢中，有一項因素是其他生物不具備的：文化演化。文化和文法一樣，各族群必然相異。再舉奉養(yǎng)老人的例子：在農(nóng)耕地區(qū)，養(yǎng)兒防老既是文化，也是道德（兒女有義務(wù)養(yǎng)父母）；但在糧食不足的北極圈內(nèi)，老人就要“懂事”，有限的糧食要留給孫輩。這是他們的文化，所以他們的道德觀就和農(nóng)業(yè)民族不同。人類就是靠著調(diào)整文化與道德的差異性，才能迅速配合環(huán)境的變化。道德是具體的行為，文化是道德的綜合表現(xiàn)方式。

人類離開非洲時，體質(zhì)大致類似。但有些族群進入畜牧區(qū)，對奶制品適應(yīng)良好；有些族群進入農(nóng)耕區(qū)，會產(chǎn)生乳糖不耐癥。類似的道理，各大洲族群的疾病免疫力就有明顯差異。綜合說起來，人類在地表各地四散，能迅速主宰地球，對疾病免疫力的快速適應(yīng)（DNA層次的開放），以及文化道德的快速調(diào)整（社會思維層次的開放），兩者相互作用的力量，是其他物種遠遠不及之處。

為什么開放式的迅速調(diào)整很重要？因為各地區(qū)狀況差異太多，愈有調(diào)整的彈性，調(diào)整的速度愈快，族群的成功幾率愈高。DNA調(diào)整速度通常不夠快，那就用文化、道德、法律、宗教的軟性特色，迅速調(diào)整團體行為，來適應(yīng)環(huán)境（你可以說這是“文化突變”）。這正是多層次（multilevel）天擇的意義。文化、道德、宗教都是集體性的心智表現(xiàn)，也是會突變的。

我們中許多人相信這個世界上有靈的存在，善者為神，惡者為魔（鬼）。有肉身的靈（所有生物），也有沒肉身的靈（神鬼）。肉身的靈，有他們的能力（例如人能造飛機）；沒有肉身的靈，也有他們的能力（神通與知曉過去未來）。從宗教的角度來說，我愿意相信你所崇敬的神是靈驗的。

但在對特定神祇的敬仰之外，也請?zhí)ь^仰望星空穹頂，還有一位肉眼看不到、神通不能及的“演化大神”。一旦瞥見他，吾人將可用宏觀的眼界，重新思考宗教對族群、社會、人類的意義。

各種動物都有各自的道德本能，人類也有這種本能，因為道德是維持群體運作的黏膠。但也不必以本族群的道德標準，去裁判其他族群的道德。正如每種語言都有各自的文法，文法只有效率問題，沒有優(yōu)劣問題。因此人類的道德未必優(yōu)于爬蟲類，因為每種生物的道德，目的都是要維持族群在天擇的過程中，能更適應(yīng)，更善于存續(xù)。

人類比其他動物多兩項重要本能：語言本能與宗教本能。在任何社會，只要環(huán)境許可，都會發(fā)展出各自的語言與宗教。文化就是語言、道德、宗教的自動產(chǎn)物。語言本能不需解釋。但為何宗教也是一種本能？因為古今中外任何社會都有宗教，形式上有原始與進化的差別，但本質(zhì)上相同。無神論是個人的（理性）選擇，是例外而非常態(tài)，也不是本能反應(yīng)。當人處于極端不確定的狀態(tài)時，正常的反應(yīng)會祈求上天保佑。

服侍神明只是諸神存在的初級目的。諸神之上還有一位“演化大神”，他長久以來一直盼望找到“拈花微笑”的知音。達爾文派的學者，經(jīng)過長期的解惑，逐漸明白“演化大神”的意圖與手法。不要只看到切身的山川、河流、樹林、地表，在這之上還有大氣層、磁場、對流層、外太空需要探索。

信仰屬于個人，宗教屬于族群與人類。

參考文獻

1. Johnson, Dominic (2015), God is Watching You: How the Fear of God Makes Us Hu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Wilson, David Sloan (2002), Darwin’s Cathedral: Evolution, Religion, and the Nature of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本文摘自《教堂經(jīng)濟學：宗教史上的競爭策略》，賴建誠、蘇鵬元著，格致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