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天皇制是以天皇親率軍隊的理念為支撐的，強調天皇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軍人對天皇的絕對忠誠。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天皇作為最高統(tǒng)率者的權威發(fā)生了巨大動搖，被視為“股肱之臣”的軍隊也發(fā)生了質變。隨著軍人干政的潘多拉魔盒被打開，日本一步步走向了戰(zhàn)爭的深淵。

天皇與軍隊關系的歷史變化，影響著日本國策。天皇為何沒有叫停戰(zhàn)爭？“天皇的軍隊”從何時開始逐漸政治化？軍隊為何“暴走”？今天，我們就通過東京大學歷史學教授加藤陽子的新書《病入股肱：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與軍隊》，來一窺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和軍隊，到底是何種動態(tài)的歷史關系？

《病入股肱：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與軍隊》，作者：[日]加藤陽子

閱兵式畫面與“朕之股肱”這一關鍵詞

提及“天皇與軍隊”，想必許多人腦海中都會浮現(xiàn)1940(昭和15)年陸軍特別閱兵式的畫面。同年10月21日，“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閱兵式于代代木練兵場舉行。當天，昭和天皇騎著御馬“白雪”，對由步兵部隊、200多輛坦克、各種機械化炮兵以及500余架飛機組成的，總人數(shù)達43000人的受閱部隊進行了檢閱。

當時昭和天皇朗讀了一段敕語，隨后將其授予了陸相東條英機。該敕語文末有這樣一段話：“汝等應倍加奮勵，勠力同心，盡朕之股肱之本分，以此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p>

紀元二千六百年式典（圖源：日本檔案網(wǎng)站）

在當時的國民眼中，受閱軍人列于天皇御馬前的畫面，可能正是“朕之股肱”這一表達的具象化體現(xiàn)。

1940年制作的國策新聞紀錄片《日本新聞》，收錄了此次閱兵式的高光部分。之后這部紀錄片在全國各地的影院放映，閱兵式中的畫面由此開始為全國觀眾所熟知。而在陸軍閱兵式舉行的10天之前，即10月11日，海軍也在橫濱外海舉行了“紀元二千六百年”特別觀艦式。

當時天皇乘坐御召艦“比叡號”，檢閱了以聯(lián)合艦隊旗艦“長門號”為首的6列98艘艦艇。在海軍特別觀艦式上，天皇也發(fā)表了類似的敕語。

對當年參加閱兵式、觀艦式的陸海軍軍人來說，“朕之股肱”無疑是軍旅生活中最為熟悉的語句。

1882(明治15)年1月下發(fā)的《軍人敕諭》羅列了“忠節(jié)”“禮儀”“武勇”“信義”“樸素”五條軍人應遵守的德目大綱?！盾娙穗分I》全文以“我國之軍隊，世世由天皇所統(tǒng)率”開頭，其后又以天皇的口吻說道：“朕為汝等軍人之大元帥，其親尤深。朕賴汝等如股肱，汝等則仰朕如頭首?！苯逃偙O(jiān)部編纂的《軍人敕諭謹解》(1939年版)針對這段文字的大意作出了如下解釋：“朕為你們這些軍人的大元帥，我們之間的關系特別親密。朕視軍人為手足，而軍人們也應仰慕朕如同頭首?！?/p>

此外，《軍人敕諭謹解》還專門引用了楠木正成之子楠木正行向后村上天皇告別時，天皇賜予他的“朕以汝為股肱”這句話，用這一歷史典故來向軍人解釋“股肱”之含義。

從上述內容，我們大概可以推想當年入伍的現(xiàn)役兵和應召兵在軍隊內部所接受的精神教育的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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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戰(zhàn)工作中的日美雙方對天皇的利用

正如上文所述，在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的前一年，閱兵式和觀艦式的宣傳影片所塑造的，天皇與軍隊富含慶典式外在形式美的形象開始為國民所熟知。正因為如此，在太平洋戰(zhàn)爭臨近結束之時，日美雙方在開展各類終戰(zhàn)工作的過程中都曾嘗試對天皇加以利用。

昭和天皇與麥克阿瑟

在本書第七章中登場的，戰(zhàn)前曾赴日留學，師從美濃部達吉學習憲法學的美國情報人員查爾斯·法什(Charles B. Fahs)便曾提出：此前日本軍方曾屢屢打著天皇的旗號來將自身的行為正當化。而我們也可以將天皇與軍隊剝離開來，轉而將天皇樹立成戰(zhàn)后促進和平重建的象征。

而1945年3月之后，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長南原繁為首的教授群體認識到，想要盡快結束戰(zhàn)爭，只能通過宮中勢力和海軍高層來直接與美國進行談判。在此背景下，南原等人開始構想以天皇親自頒布詔書的方式來結束戰(zhàn)爭，甚至為此起草了終戰(zhàn)詔書的文本。南原等人認為，在本土決戰(zhàn)即將到來之際，天皇是唯一有能力阻止軍方進行無謂抵抗的人。因此，應該趁著英美等國還認為天皇尚有利用價值之際，盡快利用天皇的權威結束戰(zhàn)爭。在戰(zhàn)爭末期，日本本土還駐扎有幾乎毫發(fā)無傷的700萬大軍，而天皇是唯一有能力命令這些軍人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人。因此在終戰(zhàn)之際，日美雙方都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了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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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天皇的辭世御制

上文提及1940年“紀元二千六百年”閱兵式和觀艦式中展現(xiàn)的天皇與軍隊的關系，以及戰(zhàn)爭末期的1945年，日美雙方為了避免本土決戰(zhàn)所制訂的對天皇加以利用的計劃。我們如果單純將1940年和1945年兩個時間點聯(lián)系起來思考，似乎會覺得天皇一旦下發(fā)軍令或停戰(zhàn)命令，這些命令都能夠立即在軍中得到貫徹實施。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從下面一段昭和天皇晚年的小插曲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不同的風景。

1988年秋天，即昭和天皇去世前幾個月，天皇本人還在對其在終戰(zhàn)之際所寫的8首和歌進行推敲。當時昭和天皇找到專門負責和歌相關事務的宮內廳特別雇員岡野弘彥，讓岡野從8首和歌中挑選一首作為正式對外公開的終戰(zhàn)御制。岡野從中挑選了《思民之涂炭，為止戰(zhàn)身亦可舍》一首。根據(jù)岡野日后的回憶，當時他便隱約覺得昭和天皇或許是想要挑選辭世之句。在明治維新后建立的近代國家中，天皇作為軍事領導者，在明治政府這一復古·革命政權當中起到了核心象征的作用。作為大日本帝國憲法體制下的第三代，也是最后一代天皇，昭和天皇的辭世御制以“止戰(zhàn)”一詞為核心，這本身便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

昭和天皇在終戰(zhàn)之際的各種行為背后，其實有著一系列兇險異常的時代背景。而孕育這種危險狀況的，正是1945年7月舉行的圍繞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進行討論的御前會議和重臣懇談會。

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國投降（圖源：網(wǎng)絡）

當時在上述會議中，以陸軍為核心的徹底抵抗派，與以東鄉(xiāng)茂德外相、米內光政海相為首的，主張以國體護持為唯一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一派發(fā)生了激烈的對立。

徹底抵抗派認為，一旦日軍接受同盟國的條件解除武裝，則天皇制的維持，即所謂的國體護持將難以得到保證。8月10日，作為前首相參加重臣懇談會的東條英機以“天壤無窮之神敕”(神話中天照大神下賜給天孫的敕語)為依據(jù)，主張只有以軍事實力為后盾，國體護持才有可能實現(xiàn)。當然，所謂“神敕”本身并沒有關于論證國體護持與軍備維持的密不可分關系的內容。然而，東條在重臣懇談會上將陸軍比作海螺的殼，說一旦失去了殼，海螺本身(即天皇制)也就難以生存了。

總而言之，強調軍隊與天皇、軍備與國體的不可分性，是以東條為首的徹底抵抗派的核心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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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皇為頂點的國家體制形態(tài)產(chǎn)生的對立關系

在昭和戰(zhàn)前時期，每當有政軍勢力企圖從根本上變革天皇與軍部（軍隊）之間的關系時，在政治空間當中便會立即出現(xiàn)“幕府論”式的反對意見，而變革的能量也會因此瞬間冷卻下來。

此前有不少優(yōu)秀的研究成果以這段時期為焦點，描述了天皇與軍部（軍隊）之間的緊張關系。然而，這些著作往往只注重昭和天皇信奉國際協(xié)調主義的一面，將天皇與希望打破現(xiàn)有國際秩序，毫不猶豫地向大陸推行侵略擴張政策的軍部進行對比，從這一視角出發(fā)來對兩者的關系進行分析。

而對天皇與軍部（軍隊）之間非合理的牢固關系的形成背景則未做充分的論述。天皇與軍部（軍隊）之間的對立關系則有著較為深厚的淵源。該關系不僅是一種圍繞著以天皇為頂點的國家體制的應有形態(tài)問題產(chǎn)生的對立，亦是從明治維新到昭和初期為止，在日本一心推進近代化的過程中，圍繞著眼前出現(xiàn)的各種政治經(jīng)濟制度缺陷的解決方式問題所產(chǎn)生的對立。

根據(jù)昭和初期擔任侍從次長的河井彌八的日記記載，在“九一八”事變爆發(fā)的1931年，宮中勢力開始被迫考慮改變天皇（宮中）與國民之間的關系。

（圖源：網(wǎng)絡）

1931年3月25日河井在日記中寫道，當日他閱讀了全國各地上交給牧野伸顯內大臣的有關農(nóng)民窮困潦倒的生活現(xiàn)狀以及各地佃農(nóng)斗爭爆發(fā)狀況的報告。

5月20日晚上，河井又閱讀了福澤諭吉所著的《帝室論》。5月27日，鑒于全國各地農(nóng)村歉收的慘狀，加之考慮到世界經(jīng)濟危機的影響，昭和天皇也表示有意削減皇室經(jīng)費。其后宮中將天皇的這一想法告知了元老西園寺公望，并向其咨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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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敕諭》的形式及其在昭和時代的結局

山縣有朋對西周草案進行了修訂，在“信義”這一德目中，加入了如下一段話，

“為軍人者，應不為黨派輿論所拘。不妄議政治，安守本分節(jié)操。常思義重于山岳而死輕于塵芥”。

正是這段強調“死輕于塵芥”的文字，日后慫恿著許多日本兵走上了死亡之路。

后經(jīng)福地源一郎(櫻癡)的潤色，這段文字的表達被修改成“為軍人者，應不顧黨派輿論之分裂，政治主義之變遷。唯思堅守忠節(jié)之本分，樹立義重于山岳，死輕于鴻毛之覺悟”。同時，福地將這段內容列入了新設的“忠節(jié)”德目之下。此外，他還將西周草案“秩序”德目中“承機關之命，與親承朕命別無不同”的表達，修改為“須知承上官之命即為親承朕命”，并將其改列入了“禮儀”德目之下。經(jīng)過福地的修改，《軍人敕諭》中的“忠節(jié)”“禮儀”“武勇”“樸素”“信義”五大德目最終確定了下來。

山縣有朋

山縣十分注重《軍人敕諭》的頒布形式。1881年12月27日，他在寫給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的信中表示：“本次頒發(fā)給陸海軍的敕諭，其主要內容是天皇陛下親自訓告將士，宣布由陛下親自統(tǒng)率陸海軍。因此在文體上，本敕諭不應采用以往太政官奉宣之形式，而應在陛下親署后直接將本敕諭下賜給軍隊。本次敕諭下行之手續(xù)，應采用陛下親授陸海軍卿之形式。之后再由陸海軍卿將其下達至軍隊基層?！?/p>

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當時山縣力求將《軍人敕諭》打造成一份能夠撼動廣大將士內心的詔敕。慣例上天皇詔敕都會由主務大臣進行副署，并由主務大臣代替天皇對詔敕負政治責任。然而，格外注重《軍人敕諭》頒布形式的山縣堅持要求打破這一慣例，以天皇的名義直接將該敕諭頒發(fā)給陸海軍。

在山縣的堅持下，最終《軍人敕諭》成了一份僅有天皇署名、無主務大臣副署的特殊政治文件。

而多年之后，《軍人敕諭》的頒布形式卻在日本國內引發(fā)了重大問題，甚至日本國內輿論一度因該問題完全分裂。1935年3月8日，在貴族院大會上，井上清純(畢業(yè)于海軍兵學校，預備役大佐)向岡田啟介首相和林銑十郎陸相發(fā)問，質疑《軍人敕諭》的核心精神與天皇機關說這一憲法理論存在齟齬之處。對此，林陸相直率地回答，美濃部的天皇機關說和建軍以來軍隊教育中所教授的憲法理念確實有所不同。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來看，可以說山縣有朋構想的《軍人敕諭》的頒布形式，最終在昭和時代引發(fā)了一系列不幸的歷史結局。

而同一天的議會答辯中，林陸相還表示：“陸軍方面認為，長年以來美濃部博士發(fā)表的一系列憲法理論學說，與軍隊的傳統(tǒng)精神，亦即我等最為尊崇的軍人精神在某些方面確有不甚相符之處。因此數(shù)十年來，陸軍并未在軍隊教育中采用美濃部博士的學說?！?/p>

得知此事之后，昭和天皇專門通過侍從武官長本莊繁要來了議會速記錄，親自對林陸相的發(fā)言進行了確認。之后，天皇在3月11日再次叫來本莊繁，向其表示：“撇開皇位不論，在肉體上朕與爾等應無甚區(qū)別。然而，眼下一些人為了排斥天皇機關說，硬是想要把朕變成一個不能自主行動的人。這無論在肉體還是精神上都令朕感到萬分困擾?！?/p>

......

明治典憲體制下，天皇在國務領域的輔弼責任基本由各國務大臣承擔。但實際上仍存在一些不由國務大臣負責的例外領域，依照美濃部達吉的總結，所謂的例外領域主要有三類：與政府相分離的宮中事務的相關責任(所謂“宮中府中之別”)；與政府相分離的軍·軍隊事務的相關責任(所謂“國務統(tǒng)帥之別”)；祭祀相關事務的責任。

近代日本在制定憲法、導入立憲君主制之后，天皇的政治安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上述這些例外領域與天皇之間的關系性的具體狀況。換言之，宮中與天皇、軍·軍隊與天皇，這兩個領域的關系性是當時維持國政安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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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加藤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