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國作家網(wǎng)開設“有態(tài)度”欄目，其中一期話題聚焦學院視野下的文學書寫，聚焦當下高校中的文學創(chuàng)作力量。他們長期在校園內求學、工作，經受過系統(tǒng)的學術訓練。

延續(xù)著對這期話題的討論，最近，中國作家網(wǎng)主辦了“學院視域下的文學書寫——項靜、朱婧、張怡微作品研討會”。研討會以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作家項靜，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作家朱婧，復旦大學副教授、作家張怡微作為研討對象，邀請多位作家，共同探討高校視域下的寫作為當下文學發(fā)展提供的新元素。

研討會現(xiàn)場

是階梯，還是枷鎖？

三位作者都是從記憶和經驗出發(fā)，在記憶和經驗的前提上“再加工”。在這個過程中，學院教育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郭冰茹談到，比如作者對文學理論的了解程度、對寫作技法的推進等，都與學院脫離不開關系。并且，三位作者在學院里待了足夠長的時間，受此影響逐漸形成了自己對文學的評價標準，在自己心目中一定有理想的文學，并在寫作上朝著這樣的方向前進。

《民族文學研究》副主編劉大先指出，三位作者的學院背景主要體現(xiàn)在知識素養(yǎng)和文學技巧的修養(yǎng)上，這表現(xiàn)在寫作當中往往是反諷、自諷、自嘲式的剖析，這是一種自我指涉性的寫作。他覺得這種寫作是區(qū)別于完全出自于浪漫式、本能式、迷徨式的寫作，是一種體面、優(yōu)雅、理性的寫作。并且在這種寫作當中，實際上體現(xiàn)的是寫作者自己，作者并沒有說要反映某一社會，窺測出社會的某種變化，而是自我的表達，折射的其實是自我內心豐富的情感。

山東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教授馬兵比較在意作家會不會寫創(chuàng)作談，他認為，只有能夠兼顧創(chuàng)作談和小說的才是比較好的作家。這三位作者的創(chuàng)作談馬兵都讀過很多，認為她們在這一點上體現(xiàn)出了學院派的素養(yǎng)，同時馬兵認為這也會成為一個風險，文體自覺過甚則可能形成某種拘束性的東西。

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項靜。資料圖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教授楊慶祥提出，像項靜、張怡微和朱婧這種在學院中有生活、有課教、有學生的大學老師，或許能發(fā)展出某種專屬的結構，這個結構是可以與我們的現(xiàn)實之間保持距離或者形成對話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楊慶祥覺得學院寫作這個概念是成立的。他認為這個理念有幾個要素，比如自立，是學院的內在要求；又如克制，作者不會特別偏執(zhí)地去寫，不走向極端的審美；還有文脈，像從《紅樓夢》這樣一個傳統(tǒng)里面下來，在她們的作品中是能夠感覺得到的；另外一個非常重要是“修遠”，學院不會被一時一地的政策、形勢完全裹挾，這是學院的特點。

《揚子江文學評論》副主編何同彬對于將項靜、朱婧、張怡微劃為學院派下的寫作對象觀察保持著警惕。他認為，她們的教育背景和現(xiàn)在所從事工作的環(huán)境，的確跟她們的寫作之間發(fā)生著聯(lián)系，包括知識、視野、文學觀念，包括對于前沿性、當代性問題的把握。但歸根到底，如何寫作是她們自己的一種選擇，有一些東西是可以跟學院聯(lián)系到一起的，像是寫作的可持續(xù)性，與學院保障是有很大的關系，這種保障不僅僅是外在的，也包括知識的、學生給作者帶來的啟發(fā)和更易獲取新的知識、改變思維等。何同彬還強調，討論學院寫作的時候要避免被權力和秩序的話語操控。

從記憶與經驗出發(fā)，彼岸在哪里？

項靜寫的是傅村，朱婧寫的是金陵南京，張怡微寫的是上海。馬兵發(fā)現(xiàn)，小說恰恰提供了三種地方性或三種空間性，“傅村更多寫的是鄉(xiāng)村的常類語言，我們會發(fā)現(xiàn)這個小說的敘事者主要表達的不是一種意志性，而是意圖回到‘場’里面去找到某種鄉(xiāng)情的安慰?！奔幢悴皇青l(xiāng)土題材，項靜小說的重心也不是放在已經離別故土的游子，而是牽掛的游子，還是按傳統(tǒng)倫理去生活的一個人。

《十月》雜志執(zhí)行主編季亞婭指出，項靜每一篇短篇里面都有一個前文本，仿佛是她在說，在我所有經歷過的文學教育后的閱讀前史里面，再投射回鄉(xiāng)村的時候我們曾經看到什么。季亞婭覺得項靜很好地處理了情緒的距離，因為這帶有某一知識結構，作者非常清楚地知道站在哪個位置去回看鄉(xiāng)村。在她的作品里，離開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站在新的鄉(xiāng)村看老鄉(xiāng)村拉開的離去和歸來的這個結構，但是里邊可能不僅僅存在對空間的處理，還有對時間的巧妙處理。

朱婧。資料圖

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研部研究員、理論處處長岳雯的探討集中在項靜、朱婧、張怡微的小說到底在寫什么。讀完三個人的小說后，岳雯覺得她們的創(chuàng)作是和人生建立關系的，她們要在小說中找尋人生的意義。岳雯指出，項靜看上去好像是寫農村題材，但是已經和大眾熟悉的鄉(xiāng)村寫作不太一樣了，她覺得項靜寫的不是鄉(xiāng)村現(xiàn)實，是作者想象中、體驗過的鄉(xiāng)村，她是在借傅村表達她的人生態(tài)度。而張怡微的狀態(tài)更像是創(chuàng)傷抒發(fā)時喊出心中不平之音。

楊慶祥認為，每一個人的寫作都有一個非常完整內部的世界，這個世界非常堅強，很有韌性，就像一株植物一樣，人是植物，寫作也是植物，有潮濕，有韌性，所以有很多彈性的東西。比如像項靜是可以放到鄉(xiāng)土寫作里面，但是她跟老一代作家寫的是不一樣的，她有一個內在的體溫和視角，有更內在的彈性，壓一下是能夠彈回來的。張怡微的上海跟王安憶不同，實際上這樣的寫作既在傳統(tǒng)之內，又在傳統(tǒng)之外，張怡微在上海這個譜系里找到了屬于自己的位置。朱婧的寫作有毛茸茸的質感，就像她寫的那些小動物一樣，能夠將之處理成日常的生活經驗，證明作家正在進行非常細膩的、能夠把握住生活質感的寫作。

獨立房間里的寫作者

在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教授張莉看來，她們三位其實都是擁有了“獨立的房間”的寫作者，因此，她們的寫作可能既和其他的女性寫作或者其他作家有很多的不同，又有一些很重要的關聯(lián)。

項靜的寫作，不僅體現(xiàn)傳統(tǒng)意義上的女性寫作，更可貴的在于她有時光的疏離感，用她那種受過教育，但是又是從農村里生長出來的女性視角，重新回看一些人。張莉一直覺得朱婧有可能會寫出更切合自己對女性文學或者女性生存理解的作品，她找到自己文體的疆域，家庭是她理解世界的方式，而且她不把家庭生活看作私人生活，她把它放在了一個公共話語空間里面。

在張莉眼中，朱婧其實是典型的女性寫作，她把別人眼中狹窄的天地寫成了一個廣闊深遠、意味深長之地。張莉指出，朱婧最近非常讓自己欣賞的是她捕捉到了那個看不見的家庭主婦，她們薄如蟬翼的情緒、難以言說的情感。

張莉認為，張怡微和朱婧、項靜有非常不一樣的地方，她寫了這個時代的一個特點，就是流動的家庭、流動的情感。她不是一個固定的三人的情感，她的人物往往不是一個原生家庭，往往有繼母、繼父，情感關系有一些復雜，但是有一些看似復雜又有一些純粹。當張莉用這樣的視角去理解張怡微作品的時候，就覺得所有日常生活里面那些尋常的細節(jié)都變得不尋常。

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平舉例，朱婧的小說像顯微鏡跟內窺鏡，深入人體內部勘探；張怡微就像魔鏡一樣，把我們這個世界里光怪陸離的東西都釋放出來；而項靜是帶有城市知識女性的濾鏡，經歷了從山東到上海，又是教育者，再回過頭來去看那些事，自然而然會把自己包裝得美美的，當然，這個濾鏡并非貶義詞。

“她倆的作品也有共性，敘述占了大部分，描寫比重是比較小的，敘述過程當中不斷夾雜著分析，敘述者超離出來的反觀式的分析，那種自我反思，自反式的一種寫作。”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大先表示，張怡微跟朱婧更像是所謂打著引號的學院派，可能一個側重于寫情緒、情感，另一個是寫認知。

張怡微。資料圖

劉大先覺得張怡微的好處是寫細節(jié)特別好，她的比喻堪稱精彩絕倫。她倆的寫作跟項靜有一點比較大的區(qū)別可以歸結為“20度室溫性的寫作”，這種寫作不會過于溫暖、過于熱，讓人在激情中迷徨喪失了自己，也不會太冷，感覺像現(xiàn)在主義、存在主義。

《青年文學》主編張菁指出，朱婧的小說有一種心理小說的藝術趨向，著力的并不是故事的跌宕起伏，而是側重于與種種人之間微妙的心靈連線，朱婧給人更多的感受是她在小說當中的那種含蓄和清冷，而張怡微是那種積極入世和有熱度的情感。所以在朱婧寫作中鮮有熱烈的感受，這種熱度在張怡微作品中有了充分的體現(xiàn)。在張怡微的文字里面都市不是那種很硬挺、直立的存在，恰恰在作者的講述之中有著生活毛茸茸的質感，所以那種平衡、溫情、溫潤和溫熱適度而深情，從來不是陰冷的敘事。

項靜、朱婧、張怡微同為“80后”女性作者，同時代寫作者在身份代際與文學經驗上常有共鳴?！耙詫I(yè)研究者視角看，我們存在同時代寫作者與批評者的關系共建”，朱婧說。學院派教育給予她們足夠的文學能量與成長空間，項靜在寫文學評論過程中開始小說創(chuàng)作，“看當代文學作品時，反而讓我產生了想繼續(xù)寫一點東西的愿望，學院派給你帶來一種眼光，能夠發(fā)現(xiàn)在創(chuàng)作中的一些縫隙，跟傳統(tǒng)文學又不太一樣?！绷硪环矫妫瑢W院寫作某種程度也存在亟待跨越的壁壘，張怡微是高校教師，教師身份有時會讓她在文學創(chuàng)作時陷入困境，“這是一個老問題，有外部環(huán)境的局限，也有自我意識的束縛，是需要在未來突破的長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