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編撰《程應镠先生編年事輯》（下稱《事輯》）時，先師（下徑稱其筆名流金）家人提供的藏札中有吳晗來函一通，書于國立清華大學函箋上，為十卷本《吳晗全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失收。茲迻錄如下，略作摭談：

昆明時期的交誼

在考釋遺札前，有必要追溯流金與吳晗的交往前事。據蘇雙碧、王宏志《吳晗學術活動編年簡譜》（載《吳晗的學術生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下稱《簡譜》），抗戰(zhàn)爆發(fā)當年9月，吳晗即抵云南，卻遲至1940年夏初才入西南聯(lián)大任教。而流金在1938年9月入西南聯(lián)大復學，1940年夏天一畢業(yè)即趕赴河南正面戰(zhàn)場。兩人同在昆明雖近兩年，卻未見有交集記載。1944年9月，流金重回昆明，應同窗故友王遜與丁則良之邀，與吳晗始有交往。據其“文革”期間1968年8月31日《我和“十一學會”的關系的交代》（下引其“文革”交代均據《事輯》）：

我的朋友王遜、丁則良當時是“十一學會”的負責人。我到昆明兩、三天，“十一學會”有一次集會，討論吳宓的一個學術報告，王遜和丁則良邀我去參加，我去了。我當時的印象是：這是一個互相標榜的地方。我也毫不隱諱的對王遜和丁則良說了。這次集會還有我過去的熟人翁同文，還有以后認識而成為朋友的陸欽墀參加。此外，我記得西南聯(lián)大教授聞一多、吳晗、潘光旦、沈有鼎，講師王乃樑、王佐良，沈自敏（研究生）都是這個學會的成員。

抵昆以后，流金入云南大學執(zhí)教，一方面在文學上繼續(xù)追隨沈從文，一方面在政治上則與聞一多、吳晗往來密切，據其1968年6月21日《“文革”交代》（以下引該日《“文革”交代》不再注明）：

這兩年當中，在政治上和我有關的人為聞一多、吳晗、丁則良、陸欽墀。一九四四年秋，由于丁則良的介紹，我和聞一多、吳晗認識，因此和民盟發(fā)生了關系。由于吳晗的介紹，丁則良和我曾在唐家花園整理過圖書。唐家花園是民盟一個集會的地方。

他的《南北朝史話?后記》也說：“平生有限的幾位師友，吳晗同志是其中的一個。在昆明時，我常去看望他?！鄙卸≡凇斗疾菪标枒浶雄櫋防镉∽C了這點：

程應鏐在西南聯(lián)大，是聞一多和吳晗的得意門生，又是往來親密的摯友。就在昆明西倉坡程應鏐常去的吳晗的那間小屋里，在掛著聞一多篆書條幅前，1945年，吳晗和聞一多介紹程應鏐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遺札三復待春歸》）

說流金是他倆的得意門生，似有夸張，但聞一多與吳晗都是聯(lián)大教授，流金畢業(yè)于該校，執(zhí)學生之禮是不錯的。至于流金在1946年加入民盟，主要受聞一多影響，與吳晗關系不大。他在“文革”交代里說：

加入民盟，還是由于聞一多的影響，當我初回昆明時，聞一多還不是盟員，但他表示一定要過問政治。后來，他加入民盟了，特意告訴我他對民盟的看法，希望我也能和他一樣。

當年與流金共事天祥中學的許淵沖在《續(xù)憶逝水年華》里也憶及：

他（指流金）曾請聞一多先生來天祥做報告，并在他家午餐。他加入民盟也是聞先生介紹的。（《西南聯(lián)大的師生》）

但1944年9月至1946年7月間，對流金而言，吳晗在政治影響上是僅次于聞一多的重要人物。

據《簡譜》，1946年5月7日，吳晗因妻子袁震患子宮瘤出血，須往大城市手術，便挈婦離滇，與流金就此分袂。當年7月，聞一多遭暗殺，流金得知自己也上了黑名單，只身匆促逃離昆明。他在《南北朝史話?后記》里自述其后與吳晗關系，“分別之后，又還通信，雖然不多”。這種不多的通信斷續(xù)延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然而，天地玄黃，世事滄桑，雙方函札迄今存世者唯見前引那通。

1946年的程應镠

吳晗遺札考釋

吳晗遺札主要告知紀念聞一多與出版其遺著等事宜。根據來信，可以推斷應是流金首先馳翰，談及昆明別后的時局變故與出自肺腑的幽憤感慨，告知自己發(fā)表的紀念聞一多近作，抄錄所作聞一多挽詞，關注其遺著出版與聞太太近況，當然也問及吳晗夫人的健康。盡管來函只署月日，不書年份，但諸多旁證足以考定其作年。

首先，吳晗信中說“你的文章我見到了，挽詞怕要到能紀念時才用”。流金所作聞一多挽詞確切內容已不知其詳，紀念文章則有兩篇，分別是《人之子——懷念聞一多先生》與《追念聞一多先生》。前文刊載于1947年3月24日的《文匯報》，吳晗此信若作于1947年5月12日，在北平應能獲讀。后文刊發(fā)在1947年第五期的《人世間》上，該刊封面與版權頁所列出版日期均為“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如果讀到這篇文章，來函則只能作于1948年。

其次，吳晗信中又說“內人從去年在滬開刀后，現已恢復健康”，即其來函不可能作于1948年的有力旁證。據《簡譜》，吳晗夫婦1946年6月輾轉來滬，因梅貽琦之介，袁震在上海“順利進行了手術”，7月，他在給學生信里說及“我妻子多年的病已經治好了，現在正在休養(yǎng)”（《吳晗傳》164頁）。既然說“去年在滬開刀”，足證此信必寫于1947年。

再次，吳晗信中還說“一多的書已和開明訂了合同，最近抄寫完畢即寄滬請郭老編定付印”。1982年北京三聯(lián)書店版四卷本《聞一多全集》系據1948年8月上海開明書店版紙型重印，保存有開明版序跋與后記。據朱自清的《編后記》，他作為召集人與吳晗同被梅貽琦校長聘為“整理聞一多遺著委員會”七委員之一?！毒幒笥洝愤€說“《全集》擬目請吳晗先生交給天津《大公報》、上?！段膮R報》發(fā)表”，“擬目里有郭沫若先生序，是吳晗和郭先生約定的”，可知吳晗為編印亡友遺著出力頗多。開明版郭序首句即說“最近吳辰伯先生把《聞一多全集》的稿子從北平給我寄了來，我費了兩個禮拜的工夫細細地校讀了兩遍”，而吳晗的跋兩次引用郭沫若校讀期間來信，表明郭序之作吳晗確實與有力焉。凡此，不僅坐實吳晗此函作于1947年，還提供了編印聞一多遺著的若干細節(jié)。

吳晗信中所說“最近抄寫完畢即寄滬請郭老編定付印”，只是將計劃安排告訴流金，其時實未抄畢，這有朱自清作于7月的《編后記》為證：“我們大家都很忙，所以工作不能夠太快；我們只能做到在聞先生被難的周年祭以前，將全集抄好交家屬去印?！睋吨熳郧迦?日記》，1947年7月3日，“校正一多文稿”；7月8日，“閱讀并整理一多手稿”，9日，“寫成聞集編后記。聞集前后歷六周始編成”。則朱自清作《編后記》時，《全集》應已抄畢，他編完即交吳晗郵寄時在上海的郭沫若校讀作序。

至于吳晗開筆說及“山城快敘”，乃追述兩人在昆明的交誼；而“已同隔世”之慨，也是由來有自的。1945年歲末，國民黨制造了昆明“一二?一”慘案，抗戰(zhàn)結束后諸如此類事件接二連三，不啻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一批接受過“五四”民主思潮熏陶的知識分子驅往左翼陣營。在支持愛國學生反獨裁爭民主上，流金與聞一多、吳晗的政治立場日趨契合（參見《事輯》1946年紀事）。次月，流金與吳晗先后或親歷或聽聞共爭民主的師友李公樸、聞一多相繼被難的噩耗。8月，吳晗夫婦由滬抵平；12月，北平發(fā)生沈崇事件，再次激起學潮。1947年春，國共和談破裂，中共代表團撤離北平。這些活動，吳晗都積極參與，疾呼發(fā)聲。可見，吳晗致函說“已同隔世”，既是有感而發(fā)，也在呼應流金《人之子》里“這一年里不知經歷了多少風波”的感慨。而“所幸”以下云云，尤其真切地反映了左翼知識分子的當時心態(tài)與今后取向。

吳晗信說：“很想暑假能到上海，有太多的事要做，只是，能不能來權不在我，這一點你是明白的。不過，還是存這么一個希望，暑假見面，假使我還能同你見面的話?！眳顷辖K于未能暑期南下，但這通來信與流金往函，表明倆人接續(xù)了中斷年余的舊誼。此信以后，吳晗主動向流金約稿。據流金《回憶大教聯(lián)片斷》說：“王艮仲那時辦了一個《中建半月刊》，還辦了一個大型期刊叫《中國建設》。在半月刊上，吳晗要我寫過一些文章?！彼?968年6月21日《“文革”交代》里也說：“《文訊》是臧克家主編的，《中建半月刊》好像在北平出版，文章是寄給吳晗轉去的?！彼奈恼履芸诒逼诫s志，吳晗有推挽之功；文章既由吳晗轉去，雙方自有函件往覆。而其后兩年間，流金寫作重心從文學創(chuàng)作轉向政論雜文，除去政情時局的客觀因素，吳晗的影響不容忽視。

吳晗

吳晗的滬上之行

1947年暑假，吳晗雖未能來滬，次年8月末，為躲避搜捕，卻一度南下。此次滬上之行，前引《吳晗傳》與《簡譜》都有記及，《簡譜》說：

八月底，經地下黨組織再三敦促，吳晗決定繞道上海，去香港，會合在港的民盟成員一起到解放區(qū)，響應中共中央關于召開新政協(xié)的號召。到上海后，由于去香港的飛機檢查很嚴，不能成行。當天晚上，鄭振鐸來看吳晗，要吳晗行蹤嚴守秘密，切不可以在公開場合露面。在上海期間，吳晗還會見了張瀾、黃炎培、羅隆基等人。九月初，吳晗由上?；氐奖逼剑⒃诋斕斓竭_天津，當時袁震已在天津等候。過了兩天，崔月犁便派交通員來陪吳晗夫婦到解放區(qū)去。

但吳晗在滬活動，遠不止此，梳理流金與吳晗的現存文稿，大可作進一步鉤考與補充。吳晗《1946、1948我的兩次滬上之行》（此文十卷本《吳晗全集》也失收）說：

1948年8月間，我又到上海了。原來準備第二天就乘飛機到香港，和在香港的朋友一道進入解放區(qū)的。不料當天的報紙就登載了到香港買飛機票得憑相片的消息，香港是去不成了。當天晚上西諦（鄭振鐸）先生就來看我，并立刻用電話通知了一些朋友，一起在一個朋友家吃飯商量辦法。這次我在上海停留了個把月。他諄諄告誡，行蹤一定要嚴守秘密，切不可在公開場合露面。

這段自述或即《簡譜》所據?，F存鄭振鐸日記，是年8月一天不缺，24日云：“晨，十時許，至伯翁處”，“六時半，達夫、予同來，伯翁、剛主、達君、耀翔夫婦及君珊陸續(xù)來，在此晚餐，喝酒不少”。其8月日記，伯翁僅此日一見，有理由推斷“伯翁”應即借代吳晗（辰伯）。而吳晗回憶這次滬上之行“停留了個把月”，則《簡譜》說“九月初”再“過了兩天”，吳晗就從天津去解放區(qū)，就大有疑問。倘若鄭振鐸日記中“伯翁”即隱語辰伯的推斷不錯，吳晗應是1948年9月末或10月初由滬返平轉津再去解放區(qū)的，而絕非《簡譜》所系的9月初。

再據流金《“文革”交代》：

大教聯(lián)這時會員還不多，集會多在培成中學，有時在青年會大樓，有時在麥倫中學。我參加過的還有兩次集會，一次是歡迎吳晗的，在麥倫中學舉行。一次是歡迎周建人的，開會是在青年會九樓。前一次集會，到的人數不多，吳晗問我：“孫大雨怎么樣？”我把我參加大教聯(lián)是由孫大雨介紹的事告訴了他，吳晗對孫大雨也過問政治的事感到驚異。

對吳晗在滬參加這次集會與其他活動，流金《回憶大教聯(lián)片斷》有詳細敘述：

1948年夏天，吳晗從北京來上海，住在他的弟弟春曦家里。大雨先生通知我，大教聯(lián)要請吳晗談談北京的情況，夜里在麥倫中學開會。我們都住在現在四平路的新綠村，當時叫做其美路。我和大雨從其美路雇了一輛三輪車去麥倫中學。會議由沈體蘭主持。吳晗講了北京的情況，主要是清華、燕京和北大的教授們對時局的看法，反對蔣（介石）是主流。他特別提到了張奚若先生和金岳霖先生，還有北京大學的樊弘與曾昭掄，燕京的嚴景耀和雷潔瓊。潘光旦先生和費孝通，在吳晗看來，是不用說的了。……這次集會，很晚才結束，大雨先生和我就從麥倫中學散步似的回到新綠村，走進家門已經過十一點了。吳晗來上海之后就去了解放區(qū)，我在來喜飯店請他吃飯。這一年，他正四十歲，我說：“就算是為你祝壽吧?！毕嫌写宏?，好象還請了陳仁炳作陪，他們兩人同年，因此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我和吳晗說了我所知道的大教聯(lián)的情況，對于孫大雨這樣走出藝術宮殿頗使他感到喜悅。

但《葉圣陶全集?日記》與黃裳《來燕榭文存?擬書話西行書簡》，都說吳晗是9月南下的。上海8月自是夏天，由于吳晗此行“停留了個把月”，兼之行蹤隱秘，他倆推測其9月南下也在情理之中。

流金自1947年來滬后，對自己盟員身份秘而不宣，其在滬接上關系也與吳晗南下有關。據尚丁《遺札三復待春歸》：

因為程應镠來上海后沒有參加民盟的組織生活，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程應镠是民盟盟員。在我負責上海民盟地下組織之后，吳晗通過他弟弟吳春曦，把程應镠的盟組織關系轉到我這里，我才和他取得聯(lián)系。

解放后的書信往來

流金與吳晗昆明“分別之后，又還通信，雖然不多”，這種關系在鼎革之初依然如此。仍據其《“文革”交代》：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不久，我和吳晗寫過一封信，希望他和《展望》寫文章，并談了我對上海民盟和上海高教界的情況的一些意見。他復信要我有關高教界的工作找李正文。對民盟的工作，他認為“要搞”，“不搞不行”，“知識分子不能搞工農群眾的工作，難道搞知識分子的工作也不成？”

他在《南北朝史話?后記》里還說及吳晗另一來信：

遺札指的是一九五〇年夏吳晗給我的一封勸我認真學習馬列，而不要在大學里擔任馬列名著講授的信。教育者必先受教育，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而我那時卻自以為是懂得馬列主義的。這封信，當然也和其他幾封信一樣，被當作我的罪證，從我家里搜去，不知下落了。

據《“文革”交代》，1950年暑假，流金參加上海市高教界參觀團，“去北京時，我又去看了他”；1951年，“吳晗來上海，我在民盟的會談中見到他，后來又去錦江飯店看過他”。流金未說及吳晗這次南來的月份，但下文緊接著說：

此后，我去北京，他來上海，我都沒有找過他。一則因他已經很有架子，二則因我犯過“嚴重罪行”，不愿見他。在昆明以及其后，我和他的關系，本在師友之間，和老同學不同。

筆者推斷其這次南下應在上半年。這年，時任市里高橋中學校長的流金頗欲重回高教界，其同窗老友周游正受命試刊《北京日報》，曾代向主管文教的副市長吳晗說項。據周游1951年7月18日來信說：“我很同意你來作高教工作。我曾與吳晗先生談過，并要求他加以協(xié)助，他表示無能為力。”吳晗表示“無能為力”，往好里說，或許不以公權徇私誼，未必一定“很有架子”。但也不必諱言，流金與他的關系自此似有疏離。據此，1950年代吳晗至少有兩通來函。

其后，流金淪為“右派”，即所謂犯了“嚴重罪行”，直到1963年才恢復與吳晗通信。據《程應镠自述》（載《世紀學人自述》第五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說：

1962年的春天是難忘的。吳晗同志主編一套《中國歷代史話》，從原始社會開始，直到清代，共十三冊。《史話》將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周游是這個出版社的社長。他們都想到了我，周游給我寫信，問我要不要寫一本。這時，我已賣完了妻子的母親遺物，開始賣書了。能夠寫一本書，拿一筆稿費，是求之不得的。我給周游寫信，表示愿意寫；不久，又和吳晗通信，承擔了《南北朝史話》的寫作。吳晗告訴我，他自己寫明，鄧拓寫清，兩晉由何茲全，金由馮家升，春秋由陳懋恒，秦由翦伯贊，南北朝剩下來了，就給了我。

作為燕京大學老同學，周游推薦了流金，主編吳晗也欣表同意，他還是念舊的。在撰著《南北朝史話》過程中，流金與吳晗曾有書函往覆。據其《“文革”交代》：

六三年曾因為北京出版社寫《南北朝史話》，和吳晗寫過一封信，他回了我一封信。后來《南北朝史話》第一部分寫成寄給出版社，他又來過一封信，我回了一信。全稿寫成后，我給了他一信，卻無回信。

十余年后，流金在《南北朝史話?后記》說：

寫完了南朝，把稿子寄到出版社，吳晗同志很快便通讀了全文，回信鼓勵我：“就按這個樣子寫下去。我們打算把它印出來，作為擔任其他各朝史話作者的參考。我想你不會反對?！睂懽鬟^程中，我和他通過四、五封信，討論的問題，大的如民族融和，小的如斛律光父子，他都明確地表示了意見。

作于1985年的《程應镠自述》也說：

1963年全書完成，13萬字，注文比正文少不了多少。吳晗不贊成加注，說是通俗讀物，不必說明句句都有來歷。注作成未全寄，已寄的被退回。

綜上所述，1960年代，吳晗至少兩次致函流金；而1949年后吳晗致流金信函則至少有四通。

程應镠的“文革”交代

1965年11月，姚文元發(fā)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文革”前夜，流金對吳晗這位師友持怎樣態(tài)度呢？據其1969年4月12日《“文革”交代》：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發(fā)表之后，出于階級本能，我為吳晗辯護，在一次小的座談會上，我以暴露思想為名，說：“吳晗過去是左派，怎么會反黨反社會主義？”說了這兩句話，又連忙掩飾這種為吳晗辯護的心情，說：“我過去在昆明，對他是了解的。反右斗爭后，知道他是個左派，入了黨。但十多年沒有和他見過面，雖然前幾年和他通過信，他在北京的情況我是不了解的。”

這段“交代”大堪玩味。流金說“吳晗過去是左派，怎么會反黨反社會主義”，強調了兩個時段，一是昆明時期，“對他是了解的”，當時他與吳晗都是左翼知識分子；一是反右以后，流金成了“右派”，但仍知道吳晗“是個左派，入了黨”。所以，他在時隔三天的另一份“交代”中有類似的話：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發(fā)表之后，我又跳出來為吳晗辯護，說：“吳晗民主革命時期是左派，反右斗爭中，也是左派，怎么會反黨反社會主義？”

作為“右派”的流金，對吳晗在反右期間的“左派”表現，諸如討伐章羅聯(lián)盟的長篇發(fā)言《我憤恨，我控訴！》贏來“長時間鼓掌”，不僅應該完全知曉，在內心也許不無想法。如今眼見這位1957年的“左派”師友也將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荊冠，流金還是保持著獨立的思考，用他的話說，他在座談會上“叫囂要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區(qū)別開來”。然而，當《吳晗與胡適》發(fā)表后，流金在《“文革”交代》中承認：

我感到吳晗的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了。于是，我便表示要和他劃清界限，把他在六三年給我的信交給了系總支。這時，我已經預感到一個階級斗爭的風暴的來臨。我充滿了恐懼，希望自己得保平安。

1966年6月，全國范圍的“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據流金1969年4月12日《“文革”交代》：

吸取了反右斗爭的教訓，主動交代了我和吳晗的關系，和周游的關系，交出了周游和我的全部通信。

從流金“交代”可證，他所藏吳晗來函，“都于六六年五月和六月先后交給了舊總支”。但據其1972年4月27日的《“文革”日記》，“昨日學校組織組發(fā)還信件、日記和照片百余幅，唯文稿不存”，信件中應即包括六年前交給黨總支的吳晗遺札。

追思吳晗

最后，補敘一下流金對吳晗的追念與吳晗遺札的下落。

在十年浩劫的日子，流金私下仍關注吳晗的命運，其《南北朝史話?后記》提及：“1974年中秋，我知道他（指吳晗）死了，但不知道是什么時候死的，也不知道他死在哪里?！薄拔母铩苯Y束次年，流金為修改《南北朝史話》在京居留五十余天，期間還特去探望吳晗的遺孤吳彰。他在《后記》里寫道：

周游是建議我寫這一本書的人。另一位促成我寫這一本書的就是吳晗同志。可是，我在北京再也見不著他了。在北京住了五十天，往往獨立窗前，對著藍天，充滿了對他的懷念。稿子修改完畢的那一天，正碰上北京少有的蒙蒙細雨，獨自坐在窗下，寫了一首懷念他的五言律詩：地下能相見，生逢不可期。秋深云漠漠，風老雨絲絲。遺札當三復，淫威逞一時。勞人還草草，憔悴待春歸。詩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但在當時，也還不敢輕易示人。直到今天看到黎澍同志的文章，才確知他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病死在北京的獄中，距一九七七年十月我去他家看望他的遺孤，翻閱劫余的他的藏書，已經八年了。

流金這首詩“不敢輕易示人”，顯然與當年政治走向左右迷離息息相關，但還是抄示給同窗故交熊德基，他后來在《懷念老友熊德基同志》里回顧了老友的評論：

對我懷念吳晗的一首五律，以起句“地上能相看，生逢不可期”感情深厚，對“淫威逞一時”之句說得太直率，不宜公開。這首詩后來我完整的收錄在《史話》后記中，想不到僅僅一年多，變化就這么大。

1979年10月《南北朝史話》出版，11月19日，周一良來函致賀，也提及共同的友人吳晗：“脫稿十五年才得出版，亦足以告慰吳晗同志于地下!”

熊德基在1986年4月7日致函流金，再提吳晗道：

我解放后，原如吳晗思想一樣，打算“革命勝利后，即專心讀書著書”。然迫于事勢，卻在辦公交差掉了三十多年。

熊德基在鼎革之后始終謹言慎行，1957年初調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自此決計，不與任何黨政界人士來往，也從未登門拜訪過任何領導（連郭老是我的上司正所長，也未去拜訪），也不與諸‘知名之士’過從（如吳晗、翦伯贊等等）”，“故‘文革’中，未受到過多的折磨”。而吳晗卻未像曾打算的那樣“專心讀書著書”，而是人隨勢轉，木秀于林，先是出任北京市副市長，而后又緊跟“反右”形勢，成為名噪一時的左派知名之士，孰料卻以《朱元璋傳》與《海瑞罷官》而獲罪，最終走完了從“我控訴”到“被控訴”的悲劇人生（參見拙文《吳晗式悲?。簭目卦V到被控訴》，載拙著《敬畏歷史》）。

1983年10月，時隔三十七年，流金重回昆明參會，在這座生活、學習與斗爭過的西南名城，他寫了幾首絕句，其中一首說：

地下人間互不知，王孫久困竟何如？則良辰伯能相見，應憶深宵說項斯。

“王孫”借指王遜，則良即丁則良，他倆都罹丁酉之殤，丁則良當年就自沉于燕園未名湖，王遜1969年也死于“十年浩劫”；辰伯即吳晗，更成為“文革”祭壇的犧牲品。足見在流金心中，依然縈繞著對吳晗揮之不去的無盡懷念。正是出于這份濃濃的師友之情，因友人之請，流金慨然將珍藏的吳晗遺札供吳晗生平展使用。據趙洛《憶程應鏐兄長》（載其《京城偶記》），流金曾在1984年12月20日致信給他：“叫我催促首都歷史博物館歸還曾借去吳晗致他的信。原先是因我的介紹，應镠兄才借給博物館作吳晗生平展覽用的?！钡壳傲鹘鸩卦袇顷蟻砗瘏s僅此獨份，借展的遺札或未歸還，或雖交還卻在某個環(huán)節(jié)上出了問題，而流金未能收到?，F存的這通吳晗遺札，當時或未提供作展品，故幸存至今，成為他倆那段鮮為人知交誼的唯一證物。

（本文刊于11月20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