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園的根本目的是把我們凝聚在一起，成為美國人。國家公園遠不止有休閑、娛樂和經(jīng)濟價值，它是國家建設的一部分。

——國家公園管理處（National Park Service）

2016年，美國“國家地理頻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el）將推出“美國國家公園”（America’s National Parks）系列，紀念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tǒng)簽署《國家公園服務法案》（National Park Service Organic Act）100周年?！斗ò浮芬?guī)定了美國境內國家公園（national park）和國家保護區(qū)（national monument）的職能和管理權所屬，更重要的是明確了國家公園并非特權階層獨享的場所，而是由美國公民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共享。當時，全美已建成14個國家公園，包括世界上最早的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1872）、加州的優(yōu)勝美地國家公園（Yosemite National Park，1890）、南達科他州的風洞國家公園（Wind Cave National Park，1903）等等。這些國家公園在地理學意義上標注了不同地區(qū)自然景觀的多樣性，也在象征主義的意義上成為民族國家和公民社會的一部分?！皣摇倍植粌H在規(guī)模和奇絕上把國家公園和州立公園（State Park）區(qū)別開來，而且象征著共同體的自然化身，擔負著作為國族歷史記憶容器的重大責任。

今年一月，美國《國家地理》刊發(fā)了一篇題為《國家公園如何講述我們的故事，及指出我們是誰》（How National Parks Tell Our Story – and Show Who We Are）的文章。文章標題“講述我們的故事”和“指出我們是誰”都表明國家公園起到了界定“美國性”（Americanness）的作用——在那里，自然風光為公民提供民族想象的物理空間和素材。與此同時，諸如登山、游泳、極限運動、探險、烤肉等與國家公園配合出現(xiàn)的活動又被視為美國精神和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正如黃石國家公園、優(yōu)勝美地國家公園和大峽谷國家公園（Grand Canyon）這些美國明信片上的常客，它們向游客提供了想象美國的方法。再如蘋果公司以優(yōu)勝美地和優(yōu)勝美地中的著名景點酋長巖（El Capitan）為操作系統(tǒng)命名，并將它們的照片作為壁紙兜售到世界各地，也是同樣的道理。更典型的例子是好萊塢電影中的國家公園，它們通常不僅是電影拍攝場地那么簡單，還和電影文本生成互文性，在全球化的市場中流通。例如羅蘭·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2012》（2009）中的黃石國家公園、哈羅德·雷米斯（Harold Ramis）《假期歷險記》（Vacation，1983）中的大峽谷國家公園、史蒂芬·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奪寶奇兵3》（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 3，1989）中的拱門國家公園（Arches National Park）……

民族主義同風景結合的歷史由來已久，風景在早期浪漫主義者那里就經(jīng)歷了“再發(fā)現(xiàn)”的過程。瑞典人類學家奧維·洛夫格倫（Orvar Lofgren）曾在《度假》（On Holiday）中討論過風景（landscape）在民族主義建構過程中的作用，并提出所謂風景民族主義（Scenic Nationalism）的概念，但這并不是一個偏門的詞，例如英國國徽上的動物肖像獅子和獨角獸分別來自殖民地和神話傳說，而澳大利亞選袋鼠和鴯鹋作為國徽上的肖像完全因為它們是澳洲大陸特有的動物。美國的做法大致綜合了英國對動物象征意義的征用和澳大利亞對本土動物的重視。1782年，禿鷹因其威嚴的容貌和強力的身軀被選作美國的象征。不僅如此，早期殖民者認為禿鷹是美國特有的一種猛禽，它對美國具有特殊的意義。這是將自然元素和民族國家認同關聯(lián)起來的一個典型例子。從具有國家象征地位的動植物到廣義的風景（landscape），美國人類學家溫迪·達比（Wendy Darby）在《風景與認同：英國民族與階級地理》（Landscape and Identity：Geographies and Nation and Class in England）一書中將風景的“再發(fā)現(xiàn)”和政治權力、民族主義和公共政策聯(lián)系起來，研究了自然與近代社會諸多面向的關系。達比認為，文藝復興以降，一種基于主體－客體二元結構的透視法取代了中世紀觀看風景的形而上的宗教眼光，漸漸地被建構起來。

越南裔美籍攝影師丹平（Binh Danh）為這一論點提供了很好的注腳。2015年，丹平在優(yōu)勝美地國家公園用銀版攝影術拍攝的一組照片被華盛頓國家藝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rt）展出，吸引了大批參觀者。丹平生于越南，兒時隨家人移民美國，住在加州圣何塞（San Jose）距離優(yōu)勝美地僅4小時車程的地方。作為加州被挑選出來的一片自然景觀，優(yōu)勝美地憑借其絕美的風光讓生活在此的移民折服。正如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的節(jié)目《國家公園全紀錄》（The National Parks：America’s Best Idea）引用丹平所言：“我對國家公園的特殊感情與我們這個移民國家的特質有關。大多數(shù)美國人的祖籍都遠在他方，但這些國家公園卻抓住了我們的心?！比欢瑑?yōu)勝美地被規(guī)劃為國家公園的同時，保留了它隔絕于世的特權。丹平表示，兒時的自己和父母親都不知道怎么去優(yōu)勝美地，只是一直聽說那是另一個世界。正是這種人為的離世感，使丹平將對優(yōu)勝美地的幻想保留到成年。對他來說，優(yōu)勝美地是兒時跟隨父母在電視機修理鋪的那種生活之外的另一個選項，一個理想主義的想象對象。當?shù)て绞褂霉爬系你y版攝影術拍攝優(yōu)勝美地時，國家公園便有了更深刻的意味。銀版攝影術獨特的光影效果仿佛暗示優(yōu)勝美地象征著凝固的時空，一段穿越到當下的舊時光和歷史記憶。國家公園被宣傳手段偽裝成純自然的、遠離塵囂的所在，卻超越自然本身位于主體的對面。正是在一種曖昧的、若即若離的觀察模式中，丹平才能從優(yōu)勝美地的世界中抽身出來，用自身經(jīng)驗、心理狀態(tài)和攝影術控制、描述和再現(xiàn)所看到的景色。而丹平自身的移民者身份更加強了對國家公園的想象，甚至他眼中的自然奇觀帶上了神圣的色彩，其象征意味比優(yōu)勝美地在白人中產者那里強烈得多，而這對匯集作為“大雜燴”（Mélange）的美國社會的凝聚力來說是有益的。

然而，一旦涉及國族歷史敘事，就容易受到少數(shù)族裔的質疑。大多數(shù)批評者指出，美國政府對國家公園的表述中鮮有提及印第安人的歷史，尤其是殖民史，而對少數(shù)族裔和殖民暴行的選擇性目盲似乎反而表明國家公園的起點始于殖民的一個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公園成為主流歷史敘事的附庸。而最具影響力的批評聲音來自馬克·斯賓塞（Mark Spence），他在其代表作《剝奪荒原：印第安遷移政策與國家公園的建立》（Dispossessing the Wilderness：Indian Removal and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al Parks）中尖銳地將矛頭指向1830年的《印第安人遷移法案》（Indian Removal Act of 1830），并指出黃石、優(yōu)勝美地、冰河（Glacier National Park）等國家公園都受惠于這一野蠻的法案。比起那些認為國家公園對生態(tài)保護具有積極意義的研究，斯賓塞認為國家公園的建立對自然環(huán)境有不易察覺的破壞性影響，同時挑戰(zhàn)了印第安人的身份認同，甚至加深了印第安人與非印第安人間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