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出版的小學(xué)國語教材《尋常小學(xué)讀本》用詩歌頌揚其壯舉：“為討伐壞家伙，殿下率軍勇出征”；“親王不言苦與累，鼓勵士兵向前進，終將壞人殺干凈，卻因重病而離世”。       

        將中國人塑造為“叛賊”、“壞家伙”，將鎮(zhèn)壓臺灣人民反殖民斗爭稱為“討伐壞家伙”，這種書寫方式，很明顯與軍國主義時代廣為日本兒童熟知的童話故事“桃太郎”如出一轍，借此美化日本人武力統(tǒng)治臺灣的殖民行徑。正因為如此，北白川宮能久成為近代日本教科書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人物之一，并逐步被“神格化”。       

        例如《尋常小學(xué)修身書》（1920）描繪征伐“逆賊”過程中的神勇事跡：“在占領(lǐng)賊人陣地之時，親王站在毫無樹蔭的烈日下，沉著地指揮戰(zhàn)斗”；“親王站立在河岸上，與賊人直接面對，敵賊炮彈飛來，在親王身邊落下，塵土弄臟了軍服”。1942年版《初等科修身》這樣神化親王：“親王在河岸上面對賊人，飛來的炮彈擦過親王頭頂，落在身旁”，“親王有神靈庇護，須發(fā)無損”。臺灣日據(jù)期間，北白川宮能久一直被當作“神”來祭祀，臺灣神社便是以其為主祀的神社，其“薨去”之日（10月28日）也被定為臺灣神社的例祭日。

“生蕃”變“土匪”：錯置的歷史

        

        日本人除了武力鎮(zhèn)壓臺灣民眾（其中絕大多數(shù)為明末以后遷居臺灣的漢人），也無情地剝削居住在資源豐富、地形險要之地的山地原住民（日本人稱之為“生蕃”）。1902年臺灣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在“蕃政意見書”中寫道：生蕃乃“化外之民”，“從我國獲得臺灣割讓之土地始，未曾服從帝國主權(quán)，持續(xù)針對帝國主權(quán)之叛逆，實乃我國家之叛徒也”，并將生蕃“斬首掛于橫梁”稱為“積極的叛逆”，“不盡納稅等義務(wù)”稱為“消極的叛逆”。       

        為配合“蕃政”訴求，《高等小學(xué)讀本》（1904）“生蕃”一課將原住民塑造為野蠻、黷武、血腥且早有劣跡的族群：“生蕃有割人首級，收藏頭骨，并以此為榮之風(fēng)氣。住于北部之生蕃，特別盛行。從昔日沿用至今之武器，乃六尺之木，另削竹為槍，并有長兩尺之大刀，用弓箭者少。近時也廣為使用鐵槍。臺灣尚未從屬我國之時，生蕃便殺害我漂流漁民，我國政府出兵征伐。此乃明治七年之事?！?nbsp;      

        對于這一課文，人類學(xué)者伊能嘉矩實地考察了臺灣原住民的生活習(xí)俗，指出教科書以偏概全，將某些部落的習(xí)俗（例如獵首、紋額等）作為原住民共有習(xí)俗進行介紹，有誤導(dǎo)國民之嫌。而且，教科書將“生蕃”與“土匪”混淆。

        

        為什么教科書要將“生蕃”描述為“土匪”，并將其“妖魔化”呢？原因便在于日本政府從“蕃政”的經(jīng)濟利益角度，在漢人占多數(shù)的起義軍被武力鎮(zhèn)壓之后，有意將兩者混同在一起，從而為日軍進山武力鎮(zhèn)壓、驅(qū)逐和管制原住民賦予正當性理由。

        

日本統(tǒng)治者劃定原住民住宅區(qū)，要求原住民不得跨區(qū)居住。

吳鳳神話：日本殖民者重說本土神話       

        1932年的《尋常小學(xué)國語讀本》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吳鳳是迄今兩百年前阿里山的差人。他非常愛護蕃人，因此蕃人就像對待父母一樣愛戴他。吳鳳從任職開始，就十分希望廢止取人頭顱的惡俗。蕃人以前留有四十多個人頭，每年祭祀的時候，就取一個來供奉。四十多年過去了，能夠拿來供奉的人頭沒有了。因此蕃人向吳鳳請求允許他們?nèi)∪祟^顱。吳鳳說，為了祭祀而殺人是不好的行為，因此要求他們一年又一年地向后推遲。到了第四年，蕃人對吳鳳說：再也不能等下去了。吳鳳回答道：如果真要人頭的話，明天中午時分，有一個身穿紅衣之人路過此地，你們就取他的人頭吧。第二天蕃人們聚集在役所附近，果然看到一個戴紅帽、穿紅衣的人路過。急不可耐的蕃人立刻殺死了這個人，割下他的頭顱。仔細一看，居然是吳鳳的頭，蕃人都高聲哭泣起來。蕃人將吳鳳供奉為神，在他的神像前發(fā)誓以后再也不取人頭顱了。于是才有了現(xiàn)在的情況。      

        這一故事最早源自18世紀臺灣尚處于清朝統(tǒng)治時期的傳說。       

        在早期傳說中，吳鳳為嘉義本地人，通鄒人（臺灣高山族族群之一）語言，負責(zé)調(diào)停漢人與鄒人之間貿(mào)易紛爭。劉家謀的《海音詩》（1855）和倪贊元的《云林縣采訪冊》（1894）提到各版本的吳鳳傳說，較為共通的是說吳鳳被殺之后，家人將其遺言中提到的紙人燒掉，引發(fā)咒怨實現(xiàn)，原住民部落瘟疫流行，為了招魂消解怨氣，原住民對吳鳳行祭祀之禮。       

        耐人尋味的是，這樣一個強調(diào)神鬼感應(yīng)的中國傳說，到了日據(jù)時期，卻發(fā)生巨大變化。在日據(jù)之初，武力鎮(zhèn)壓是殖民政府的首要任務(wù)，而十余年之后，殖民政府開始采取較為溫和的懷柔政策來維系統(tǒng)治。為深化殖民理念，強調(diào)民族融合并進一步加強對臺灣資源的掠奪，日本急需塑造出一個榜樣式的本土人物，讓臺灣民眾在榜樣的引導(dǎo)作用下支持殖民統(tǒng)治。在這樣的需求下，日本人視吳鳳傳說如獲至寶，盡全力將其包裝之后重返臺灣的民族歷史。      

        時任臺灣總督府嘉義廳警察科長的中田直久于1912年出版《殺身成仁通事吳鳳》，歌頌吳鳳“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英雄壯舉?？偠礁€積極為吳鳳立碑，修建吳鳳廟，民政長官后藤新平特意撰寫碑文，稱贊吳鳳“志誠魁奇，有古俠烈風(fēng)”。就這樣，吳鳳被日本人塑造為一位為戒除蕃人弊俗而殺身成仁的神話式人物。

        

        這個神話再次印證了臺灣原住民作為被征服者的野蠻和殘暴，以及征服者在教化低等文明族群方面“自我犧牲”和“舍生取義”的美德，從而掩蓋和美化了殖民帝國與殖民地民眾之間的掠奪與欺壓的關(guān)系。       

        隨著殖民地不斷擴大，日本人不僅在本土的小學(xué)教科書中加入“吳鳳”一課，而且要求其他殖民地教科書如朝鮮總督府的《普通學(xué)校國語讀本》（1923）、《普通學(xué)校國語讀本》（1930）采用“吳鳳”課文。這樣，吳鳳神話以“中國（臺灣）原產(chǎn)→日本再生產(chǎn)→殖民地（臺灣、朝鮮、滿洲等）普及”的奇特方式，成為頌揚殖民地統(tǒng)治的最具代表性的臺灣故事。

“君之代少年”：日本人臆造的“國歌美談”       

        1935年4月21日，臺灣發(fā)生了一場七級地震，造成三千多人罹難。其中一個名叫詹德坤的12歲小孩，命隕強震后，卻被日本人豎立銅像紀念。他的故事被編入小學(xué)教科書，成為日本及其海外殖民地家喻戶曉的“美談”。1942年版《初等科國語》“君之代少年”這樣記述德坤臨死前的情景：

        

        那天下午，德坤在臨時搭起來的治療所接受了手術(shù)。就算在那么疼痛的手術(shù)中，少年也絕不開口說一句臺灣話。日本人要使用國語，這是老師告訴德坤的，所以不論多么痛苦，他也要使用國語?！痪茫倌暾f道：“爸爸，我，要唱君之代歌?！鄙倌觊]上眼睛，好像在想著什么，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氣，輕輕地唱了起來：“我皇盛世兮，千秋萬代?！钡吕M懷真情的歌聲，深深地打動了病房的人們。聲音雖小，他仍然很清楚地繼續(xù)唱著。四周響起啜泣聲?？斓礁枨Y(jié)束，聲音逐漸變?nèi)酰匀缓芡昝赖爻炅苏赘?。唱完“君之代”的德坤，在父母和眾人含淚的守護中，安詳?shù)亻L眠了。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課文中的“國語”，并非漢語或臺灣方言，而是日語；德坤臨死之前唱的“君之代”，是頌揚天皇統(tǒng)治天長地久的日本國歌。德坤在課文中以這種“莊嚴肅穆”的方式辭世，在大力推行“皇民化”的時代氛圍下，無疑被附加上極為重要的政治意義。       

        事實證明，這樣的“國歌美談”是日本人臆造出來的。德坤的鄰居這樣回憶：“當時地震，詹德坤頭上得了破傷風(fēng)。因為父母親聽說可以用牛糞搽，結(jié)果他卻發(fā)燒、發(fā)狂、說瘋話。他父母應(yīng)該聽不懂日文，學(xué)校老師視察后將之說成在死前唱國歌，拒絕講臺灣話，堅持說國語。這樣表示學(xué)校教學(xué)成功，有愛國精神，皇民化成功，老師功勞大，結(jié)果校長升官了?！?nbsp;      

        然而，不論歷史是否被真實書寫，“國歌美談”卻很快被殖民者利用。總督府文教局柴山武矩發(fā)表《詠唱君之代、壯烈早逝詹少年》一文，將德坤虛構(gòu)為孝順、成績優(yōu)秀的模范學(xué)生，他在學(xué)校絕不使用臺灣話，放學(xué)后便召集附近兒童學(xué)日語，在家里自發(fā)地進行日本神道祭禮。而在德坤一周年忌日，總督府組織盛大的“詹德坤少年頌德紀念像”揭幕式，要求日本人和臺灣人經(jīng)過銅像必須恭恭敬敬地鞠躬。而當“國歌美談”進入日本本土的教科書之后，又迅速編入臺灣總督府所撰之國語教材，甚至朝鮮、馬來西亞、新加坡和中國大陸沿海淪陷區(qū)的小學(xué)生，都要學(xué)習(xí)“君之代少年”一課。在日本本土的小學(xué)，教師被要求在講授此課時強調(diào)“在殖民地臺灣，有這般對國語極為熱心的實踐者”，以此“促成全國兒童奮起”；而在各殖民地小學(xué)，則要求教師將德坤描述為“盡管是異民族，卻能成為完全之皇民的模范前輩”。就這樣，德坤被塑造為徹底奉行說日語、衷心擁護皇民化運動的殖民地民眾的“最佳樣本”。       

       

        毋庸置疑，“臺灣故事”的最終目的在于通過建構(gòu)臺灣族群的“他者身份”來激起日本國民的民族認同，借助這些虛構(gòu)的“神話”、“美談”，強調(diào)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的合理性，向日本兒童灌輸“義勇奉公”、“愛國犧牲”的“皇國美德”。與此同時，日本人在臺灣故事重構(gòu)過程中的“文化關(guān)照”，既不是對臺灣人的同情，也不是對原住民文化的理解和寬容，而是通過刻意扭曲客觀事實，強行偽造和扭曲臺灣民眾的集體記憶，強迫臺灣人盲目追隨和衷心擁護殖民統(tǒng)治。吳鳳和德坤等人的故事重返臺灣本土的殖民地教材，不少臺灣人在這些故事的蒙蔽和鼓動之下參與侵略戰(zhàn)爭，成為帝國主義的炮灰，實在令人嘆息。

        

        

        （作者系西南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教授，日本研究所所長）